[转]中国公益事业之现状与发展方向
目前中国有1000多家公益机构，10年来共得到近100亿的捐赠，这个数字或许没什么了不起，只相当于美国戴尔电脑公司创始人迈克尔·戴尔一个人捐赠的数字，但如果你知道10年前慈善事业还被指责为“宗教行为和资本主义的伪善”的话，你就会对今天的成就刮目相看。如今没有人会忽视公益机构，作为政府和市场之外的另一种力量，他们正在发挥日益重要的作用。这很大程度上应归功于中国各级政府的不懈努力。 与其他国家公益组织大多是由个人或企业设立的私募基金不同，中国至今还是公募基金的一统天下。这些机构的官方色彩非常浓厚。他们也不掩饰这一点，很显然，他们需要来自政府的强有力的支持。在公益行为还没有蔚然成风的阶段，这样的体制有利于基金的募集。有多少人会信任那些私人或某个名不见经传的企业设立的基金而把大笔的钱无偿捐赠给他们呢？社会学家卢汉龙认为，公益事业应该做“市场不为，政府不能”的事情，但在中国，公益事业基本上还是工作的延伸部分。从表面上看，这样做十分有效，但多少会挫伤人们从事公益事业的积极性：没有人会喜欢“压力捐赠”。这是一个容易引发丑闻的行业，因此中国政府对公益基金的要求很严格，从人员福利、行政支出到基金的保值、增值手段都加以限制，现在看来有些做过了头。比如，其他国家允许基金会将募集到的资金的10%—40%用于行政和活动开支，但这里远远低于这个标准。这有助于树立基金会的良好形象，但也有负面影响：很多必要的活动无法开展；无力聘请基金会所急需的法律、财会、评估、心理学等专门人才；为了基金安全这个至高无上的目标，最好的办法就是把基金存在银行里。“既然基金会有官方色彩”，阮光明说，“Z*就要首先考虑自己的形象问题。”2008-3-23日，公益事业的汉语拼音已被正式注册为网站网址，即 www.gongyishiye.com 。相信随着国家支持力度的加大，随着广大民众参与热情的提高，我们国家的公益事业势必会迎来一个全新的景象与面貌。
有钱人都作了什么？
事实上如今最应该考虑自己的形象问题的是中国的民营企业家们。
遗憾的是，中国的公益性基金会十分依赖境外(包括港、澳、台地区)的捐赠。这一块在上海市教育发展基金会中要占到将近50%，在他们的光荣榜上，中信泰富的荣子健捐了5000万，刘浩清捐了4000万，曹光彪捐了1000万，这三位最慷慨的捐赠者都是香港人。在宋庆龄基金会，境外捐助更要占到70%。他们的头号财神爷是马来西亚富豪郭鹤年，他捐了4000万。境外慈善家通常对扶危济贫兴趣不大，他们认为这是Z*职能范围内的事情，他们更喜欢把钱捐给教育、医疗、文化等公益事业，但尽管如此，中华慈善总会获得的50%的捐赠来自境外，上海市慈善基金会的30%来自境外。其实中国的富豪们也没有完全袖手旁观。据统计，90%的中国民营企业家都有过捐赠行为，上海市慈善基金会的60%的捐款来自中国民营企业家，只是他们捐赠的数字与其拥有的财产相比微乎其微罢了。他们中间并不缺乏榜样。我们在各种排行榜上没有看到过上海瀛通集团老板陈伟峰的名字，但这位来自崇明岛的房产大亨，最近却一次捐给上海市慈善基金会3000万元，创下该基金会单笔捐助的历史最高纪录，新天地老板罗康瑞只能以2000万元屈居第二。 或许比挣到一大笔钱更难的是捐掉一大笔钱。上海市慈善基金会副秘书长马仲器认为，除了心疼自己的血汗钱以外，中国民营企业家在捐赠问题上还有其他苦衷。由于中国保护私有财产的法律仍不健全，中国富人很怕树大招风。另外，你捐了一个基金会，其他基金会知道后前来劝募，你捐不捐呢？每个基金会都有大人物领衔，你一个都得罪不起。所以很多中国民营企业家不敢捐，即使捐了也不说。 如今生活在上海的法国人司徒夫，3年前由于对中国患先天性心脏病的儿童的一笔数额可观的捐赠声名远播。他认为，中国的公益组织缺乏让富人掏钱的技巧。他们习惯于把富人们召集起来开会：“先生们，现在，有些人很可怜——” 司徒夫的忠告是：永远不要试图用悲惨故事让富人掏很多钱。这个世界到处都有战争、死亡、饥饿、灾难、恐怖主义。要让他们高兴而不是让他们哭。因为富人总是在高兴的时候最乐意掏钱。这就是为什么西方的公益组织喜欢用舞会、盛宴、义演、义卖等让人愉悦的方式募捐的道理。 宋庆龄基金会副秘书长沈海平认为，尽管大多数人做善事不为名、不为利，但如果让行善者名利双收，必然会有更多的人加入到行善者队伍中来。
我们老百姓又作了甚么与慷慨的民营企业家相比，中国更多的是平民英雄。孙海明、宣正英夫妇就是其中之一。
宣正英今年50岁，她的网名叫“吧吧菩”。这个网名记录了这个家庭非凡的慈善生活。6年前，他们参加了上海市儿童福利院和上海市慈善基金会共同举办的“向孤残儿童献爱心”活动。举办者希望为那些可怜的孩子找到寄养家庭，让他们得到家庭的温暖，过上正常儿童的生活。为此，上海市慈善基金会愿意给予寄养家庭一定的经济补偿。报名者踊跃，但不是每个报名者都能得到机会，他们必须接受调查。只有没有犯罪记录、经济条件较好、住房宽敞、家庭成员中至少有一名受过高等教育的家庭才有资格入选。孙海明、宣正英家庭入选了。他们得到一个患有先天性脑瘫和癫痫症的4岁孤女王凯梅。她是在街上被巡警发现的。 夫妇俩后来才明白寄养一个孤残儿童意味着什么：意味着每个星期都要为她就医而奔波，意味着每个月上千元的医药费，意味着教她会喊一声“爸爸”需要半年时间，意味着必须和拒绝接受她的幼儿园、小学没完没了地交涉，意味着宣正英满头乌发6年后变得白发苍苍，意味着她上学后每个月要丢掉30支铅笔，意味着上万次地教她念“小白兔”，她仍然只会说“吧吧菩”，宣正英的网名由此而来。宣正英并非没有动摇过。但她不会忘记这一幕：有一次，孙海明因王凯梅的愚笨绝望得躺在沙发上直喘粗气。王凯梅表现出从未有过的恐惧。她抱着孙海明大哭：“爸爸，你不能死！你死了我怎么办？”这一刻，这对夫妇知道他们和王凯梅之间已发生了某种变化，他们谁也离不开谁。 如今像孙海明、宣正英这样的家庭在上海共有400多家。他们的故事足以让那些认为中国人缺乏爱心的人闭嘴。他们没有太多的钱，但他们愿意付出比钱更宝贵的东西：时间和精力。祝好人一生平安。-
如何走上正确的捐献之道？
关于财富，美国钢铁大王卡内基是这样看的：“如果富人死的时候仍然富有，那他死得可耻。”现在欧美国家流行“及时行善”。 过去的做法是，老头子死后用其财产设立基金会，这种做法已老土了。现在的慈善家捐献的数额更大，而其年龄则越来越小。今天的发展趋势是，在生前尽可能多做贡献：“现在就要解决困扰人类的很多问题，而不要等到以后再去解决。明天会有明天的危机，明天也会有明天的慈善家。” 更加私密的原因是，越来越多的富人开始对财富的不良影响有了深刻体会。他们希望子女们既能享受优越的生活，又能避免财富带来的不利影响，因此他们决定给子女留下相对较少的财富。 “如果孩子们有很多钱，以至于不需要去工作，那我们就害了他们。”美国世纪公司创始人斯托尔斯说。越来越多的社会研究表明，年轻和富有结合在一起，可能带来巨大的危险。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最近进行的一项调查证实，与中产阶级甚至低收入家庭的孩子相比，富家子弟更有可能吸毒并患上忧郁症。有不少富人干脆不给后代留下任何遗产：“这好比往头上泼冷水，使人清醒。” 上海市慈善基金会副秘书长马仲器认为，欧美国家的公益文化源远流长，这是残酷无情的市场经济不至于使人们精神崩溃的主要力量。富人拿些小钱出来做善事，的确没什么值得夸耀的，公益事业不是请客送礼这么简单，值得称道的是将慈善事业当作自己的毕生追求。比尔·盖次捐赠给基金会的钱占其财产总额的54%，乔治·索罗斯是68%，根据斯托尔斯的承诺，他的捐赠将是他现有财产的271%，也就是说他的余生要继续为基金会打工。斯托尔斯把他5.57亿美元中的绝大部分捐给堪萨斯城的一个医疗中心，他开玩笑说：“当我的孩子们驱车经过那里时，他们看到那座建筑会说，‘那就是我们继承的遗产’”。 现在世界上最棘手的一些问题，大部分发生在贫困地区或发展中国家，所以，发达国家的捐赠资金源源流向外国已不足为奇。阿克曼基金会的首席执行官诺瓦格拉茨说：“全世界约有40亿人每天的收入只有或不足4美元，约有12亿人没有安全的饮用水，仅解决水的问题，就能使疾病减少80%以上。贫富差距日益拉大，是我们这个世界面临的最危险的问题，如果我们找不到缩小这种差距的办法，就会有更多的人铤而走险，我们每个人都有可能深受其害。”有人认为，西方许多富人做善事的动机仍然是为了自我。但不管富人们出于什么考虑，基金会只要得到捐赠就行。社会学家卢汉龙认为，由于捐赠思想不同，中外富人在捐赠形式上存在很多差异。 中国富人捐赠的随机性很强，基本上集中在扶危济贫上，因此在非典、洪灾等突发性灾难面前，中国慈善家表现得比他们的外国同仁更加踊跃，事实上，后者的捐赠更有计划性。
中国公益事业十大先锋人物
由中国公益事业联合会、中国爱心工程委员会等共同主办的中国公益先锋先进事迹报告会暨颁奖大会近日在北京隆重召开。
大会表彰了一批中国公益事业先锋人物和长期致力于我国公益事业建设的有关单位。江苏黄埔再生资源利用有限公司董事长陈光标、广厦控股创业投资有限公司董事局主席楼忠福、上海周氏（集团）有限公司周小弟等获得了中国公益事业十大先锋人物称号。另外，世纪金源集团董事局主席黄如论、深圳彭年酒店董事长余彭年、蒙牛集团董事长牛根生等被评为中国公益事业十大慈善大使。
大会秘书长、中国公益事业联合会执行会长李宪梅在致词时表示，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需要调动一切积极因素，需要全社会共同参与，贫困地区尤其如此，更离不开企业和企业家的参与和支持。今天获奖的各位，在不同的公益项目领域中，都作出了突出的贡献。 哇，这么好的事情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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