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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日战争中的苗区与苗族专题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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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5-8-30 10:41 | 显示全部楼层
本帖最后由 秋缘 于 2015-8-31 09:50 编辑

作者:廖尚刚 来源:且兰黄平

黄平县抗战机场与36幅珍贵照片的故事

汉族翻译员向旧州机场五万苗族民工之各梯队工头讲解分批用餐的先后步骤


            

最近,台湾原住民议事联盟主席根志优先生专程到贵阳将自己从美国搜集并精心珍藏的36幅抗战时期修建和启用的旧州抗战机场图片捐赠给了黄平县。这是贵州省黄平县第一次收到来自台湾同胞捐献的抗战资料,这些珍贵的照片再现了70多年前美国援建黄平县旧州抗战机场的历史原貌,对重新研究和解读旧州抗战机场的历史文化发挥了巨大作用。

1937年7月7日,全国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为了巩固大西南阵营,国民党政府在加强军事战略防务中,决定在黄平旧州兴建了一座可以加油和维修的野战简易机场。

机场修建由国民党中央第二十八工程处承担,美国顾问提供技术。民工的征集管理由镇远专署专员任总办,下设民工征工处,由国民党政府黄平县县长周继斌兼任处长,工程处刘某某负责施工技术,用仲良任县民工总队总队长。总队下设大队,大队长分别由21个乡、镇长兼任,中队长则由各保保长兼任。机场选定在旧州大坝以后,当时的大地主邓十万家的田亩损失较多,他欲贿通官府将机场选址移往平溪坝或红梅乡的寨壁修建,但这是国防建设,最后还是被征用于此。因为美国专家认为,整个机场及正副跑道都由西向东,而东西方向的山坡较低而远,飞机起飞着陆不易碰撞。设计机场的长度为2200米,宽830米。设正跑道一条,副跑道两条,滑行道沿机场的东西两头向北,延伸至飞机掩体(俗称飞机窝),并在石牛乡的姣龙、白水寨方面设立防空洞;场内有兵营,还设有“美国街”等。其中马颈河桥头为大营门,有哨楼、铁丝网等设置。

机场于1939年测定和规划并开工,1942年后时修时停, 1944年冬季才正式大规模修建。工程主要以美援为后盾,整个机场分为五个工程区,以招标形式发包。起初,旧州机场仅计划作为芷江机场的临时加油站和临时机修场,只担负“驼峰航线”的油弹供给和伤机停靠。但从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在前方战事吃紧的情况下,为加强和扩大对东南亚地区的抗日战争局势,后来旧州飞机场才被美国政府要求扩建成甲级机场。国民政府在扩修规划时,需要10万民工才能完成。因此,国民党中央授权贵州省主席吴鼎昌再次任命镇远专署专员为机场工程征工处处长(总办)(先为徐实圃,后为刘时范),各县也设征工处,县长兼处长,征工处人员有:副处长、监工员、秘书、会计等。人事、财务大权归处长的亲信掌握。各县的乡、镇长担任民工大队长,保长为民工中队长,也都设办公室,配备文书、会计、司务长等人员。各乡、镇、保长按每户的人力、财力,派工、派款、派粮,甲长负责催交,如有违抗者将受到押缴和惩办。各县征工处按上程进度统计,凭工区印证向工程处领款分发各大、中、小队,再按民工名册发放工人。修建机场的专款,从国民党中央汇到航空站会计处转工程处。由于国民党政府在财务管理上的漏洞,因此在修建机场时出现了严重的贪污腐败和层层克扣款物等现象。如各县县长在暗箱侵吞民工血汗钱中,总处长(总办)刘时范第一次来到机场视察,就要求各县县长“敬贡”1000万元。刘时范从机场专款中拿出1000万元和各县长手上掏支200万元后,还派人到贵阳托赖永初买一辆小车坐回镇远专署。

1943年10月,国民党政府贵州省主席吴鼎昌、省保安司令韩文焕、民政厅长谭克敏等来到旧州。以黄平县长周继斌为首,会同各县民工负责人,召集地方绅商学界的常和笙、吴少峰、杜光武、周继斌、周文彬等共1000余人,从东门至七里冲排列长队迎接。在设于中学场的大会场上,周继斌主持大会致欢迎词后,吴鼎昌在训活中,讲述了修建旧州搞战机场的重要性,并阐述了这是“救国的胜利机场!”等。吴鼎昌离开旧州不久,国民党政府从外地迁来了航空站,设立了电台等。

为了赶工期,在1943年天寒地冻的冬季,被安排有征派任务的县,不管老弱,即使是贫苦妇孺,都被征派到机场。民工们每人在夜以继日劳动中,还到远离工地很远的七里冲挖砂、抬挑,受尽了饥寒交迫。大多数民工睡穿的是草席、破被、破衣,既无力御寒,劳动工具又简陋,劳作十分辛苦,凄惨。为修机场,除占用上亩挑良田外,还拆毁寨坝、王家坪、天官寨、莲花寺一带的农民住房二百多家,广大人民群众在人力、物力、财力上是付出了重大代价。

从1943年秋冬起,旧州机场就直接参加对日空军作战,在中美联合第十四航空队(美国“飞虎队”)的统一指挥下,参加了许多重大战役,有力地支持了中国军队的地面对日作战。1944年以后,凡是担负南线作战任务的重型轰炸机、运输机和歼击机,都停放在旧州机场。1945年春,随着旧州机场的正式投入使用,美军以陈纳德将军领导的“飞虎队”飞机,从湖南芷江机场等地源源飞来,旧州最多一次停放108架。在日寇空袭河池、南丹、金城江,还把战火燃烧到贵州的六寨、独山的关键时刻,旧州飞机场的飞机出勤更加频繁,每天黎明时出发,每次共出去9架,每3架一组向前线执行轰炸敌军的任务。

美国“飞虎队”在当年进行对日的航空作战中,黄平县旧州与湖南芷江机场并肩一起,在抗日战争中承担了西南战线的湘桂和滇缅乃至东南亚地区的空中防务,掌握了许多地区的制空权。从1943年秋起到抗战结束,旧州机场的中美空军与日本空军作战数达60余次,击毁击伤日机120余架,使日军受到重创,延滞了日军向云贵进军的速度,为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作出了巨大贡献。

这次台湾根志优先生向贵州黄平捐赠的36幅旧州机场抗战图片,是他多次赴美国通过国际友人的关系从博物馆和一些“飞虎队”老兵手上获得的。这些珍贵照片中,既有陈纳德将军考察旧州机场的情景,又有10万民工苦战机场的故事;既有“飞虎队”队员合影,也有飞行员的休闲生活,等等。照片又一次反映了中美两国在70年前共同抵抗日本法西斯对中华民族的侵略的有力证据。在贵阳市举行的捐赠仪式上,根志优先生的爱国义举受到了贵州省和黄平县有关领导的高度赞扬。




旧州机场10万民工施工场景


旧州机场的美军第14航空军第118战斗侦察中队飞行员


美军从旧州冷水河平播桥上跳水消暑


图为“飞虎队”队员在给“鲨鱼”安装轰炸设备


图为1945年夏天在旧州机场待命的“鲨鱼”战斗机


图为1941年黄平县修建旧州抗战机场的情景


图为陈纳德将军在旧州抗战机场视察


图为停靠在旧州机场“飞虎队”的战机


修建旧州机场的民工拉着10吨的石碾来碾平跑道


中美工程师会堪旧州机场


装载炮弹准备投入战斗


一名国民士兵在战机前放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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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5-8-30 11:06 | 显示全部楼层
大赞{:soso_e1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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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5-8-30 13:50 | 显示全部楼层
很好的专题!很珍贵的历史资料。有处图片可能备注有误,即“图为1495年夏天在旧州机场待命的“鲨鱼”战斗机”这句中的历史时间,或许是1945年。

点评

谢谢指出,应该是有误,已改正。  发表于 2015-8-31 09: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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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5-8-31 08:58 | 显示全部楼层
我的家乡虽然不曾有日本鬼子来侵,则留下一种草,家乡人都称其为“日本草”,据说是当年日本飞机飞过以后就生长出这种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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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5-8-31 09:10 | 显示全部楼层
hmongher 发表于 2015-8-31 08:58
我的家乡虽然不曾有日本鬼子来侵,则留下一种草,家乡人都称其为“日本草”,据说是当年日本飞机飞过以后就 ...

我都忘记家乡有“日本草”这回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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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5-8-31 09:10 | 显示全部楼层
hmongher 发表于 2015-8-31 08:58
我的家乡虽然不曾有日本鬼子来侵,则留下一种草,家乡人都称其为“日本草”,据说是当年日本飞机飞过以后就 ...

我都忘记家乡有“日本草”这回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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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5-8-31 18:35 | 显示全部楼层
我父亲在世时曾经对我说过,我的家族中就有人参加修建旧州飞机场。现在这些人都不在人世了。而且知道当时情况的也不在人世了。可以说修建旧州飞机场几乎全部是当地的或附近的苗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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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5-9-1 10:17 | 显示全部楼层
来源:贵州都市报

94岁苗族抗战老兵追忆:佩剑不离身 誓死保家国

抗战老兵吴道华近照。
  校长蒋介石亲授吴道华中正剑。
  抗战老兵志愿者慰问团与吴道华。
  起义证书。
  1943年吴道华在黄埔军校19期同学录上留影。
  北平起义前夕吴道华留影。
   在凯里市湾溪街道亲亲家园小区,住着一位黄埔军校十九期毕业生。1944年后,他在湖北秭归、宜昌、沙市一带,多次伏击鬼子“征粮队”,直至日本军投降。他就是今年已经94岁高龄的吴道华。
  据吴道华老人介绍,他1921年出生于凯里市 (原炉山县)舟溪镇黄金寨一户苗族农民家庭。14岁那年高小毕业后,不顾家人反对,他徒步5天5夜400余里,来到省城贵阳求学。
  “这一步横跨了50多年,直到离休后才重返故里。”吴道华老人说,在贵阳,他靠打工维持生活,用省下的钱请人补习文化,寻求人生出路。
  伏击日寇“征粮队”
  1941年,中央陆军军官学校(黄埔军校)在贵阳招生,19岁的吴道华报名应试,以前80名的成绩被录取,成为黄埔军校第十九期一总队步兵科学生。在毕业典礼上,作为全校前10名优秀生的吴道华,获赠蒋中正(蒋介石)署名授予的“中正剑”。
  据介绍,1944年春从黄埔军校毕业后,吴道华被分到湖北秭归,进入76军135师(后整编为76师135旅)军部,最初任见习参谋。半年后,吴道华从76军军部分到135师404团1营1连1排任少尉排长。
  1944年底至1945年8月这期间,吴道华所在的连队主要分散在宜昌、沙市一带乡镇,伏击从城里到乡镇来“征粮”的鬼子。
  一次,在沙市外围某村寨,老百姓向他们报告说,有一小股日军要进村来“征粮”。吴道华知道后,就带领全排战士悄悄摸到村口埋伏起来,等待鬼子进村口时来过两面夹击。鬼子来了大约一个班10多名“征粮”队伍,刚进村口就遭到了伏击。双方火并了一刻钟之后,鬼子见大势已去便急忙撤退。
  “打得好过瘾,鬼子死了8个。”说到这里,吴道华老人一边比划一边深情激动。
  据吴道华老人回忆,像这样痛击日本“征粮队”的战斗,他大大小小经历了20多次。每一次战斗,他始终佩剑不离身,牢记“誓死保家卫国”的训条,带领全排3个班40多名战友,在湖北宜昌、秭归、荆门一带山山岭岭抗击日寇1年多。
  亲历日军投降
  1945年8月15日,已经走投无路的日本侵略军投降了。当时,驻扎在城外的吴道华与战友们并不知道日本已正式宣布投降,听到城里百姓放鞭炮庆贺时才知道。
  据介绍,投降的日本部队,大部分退到武汉等大中城市,随后回国,只有少部分的留下移交物资。
  “那时候,日本人见到我们中国军人都是点头哈腰的,显得很有礼貌,而且许多都会讲汉语。”吴道华老人说,当问及日本人为何要来侵略中国,他们回答说“我们是奉长官的命令而来的”。
  “打开鬼子交出的仓库,都是成堆的粮食与毛毯、军服等。”说起日本投降后的事,老人回忆了许多细节:日本军队的仓库中有很多小袋子装的干粮,类似于压缩饼干,只要战事一起,带上几袋干粮就着水壶就可以随时解决吃饭问题,很方便,不像中国军队要埋锅造饭才得吃;日本兵军帽上的布片设计也很特別,可遮阳又可防蚊蝇叮咬,夏天急行军时还可“煽风降暑”。此外,缴获来的日本皮靴,许多是脚拇指与另四指分开的,“但分发下来,没人穿得起”。
  “对于已经投降的日本军官,我们不打不骂,除了给他们吃饱穿暖外,还对他们进行集中学心,教育他们‘侵略中国是可耻的’。”据吴道华老人描述,日本兵个子不高,最高的也就一米七左右,他们的“三八大盖”装上刺刀后比日本兵的身高还长。
  北平随部队起义
  1947年4月,吴道华所在国民党135旅(前身为135师)随部队来到陕甘宁边区的延安,但刚到几天,他因生病被送回西安治疗。不久,135旅进到子长县羊马河附近时进入解放军伏击圈,全旅4700多全军覆没,远在西安治病的吴道华,因此捡回一命。
  病愈后无部队可回,吴道华便回到黄埔军成都本校。经黄埔同乡引见,被聘任为黄埔军校驻北平第一军官训练班军械科上尉科长,赴北平训练华北“剿总”傅作义指挥下的连长以下军官。
  1948年12月,吴道华随傅作义部起义。起义后,吴道华被分到渤海军区工作。
  此后,吴道华奉命南下,利用同乡和黄埔同学关系,在重庆秘密动员国民党空军第五军司令部汽车队队长金儒瑜(黄埔同学,贵州麻江人)起义。随后潜回贵阳、黔东南一带,争取了残余在当地的部分国民党部队起义。
  1950年2月,渤海军区将吴道华的工作关系转到炉山县(现凯里市),正式公开身份。此后,他担任县武工队副队长和凯里剿匪指挥部指挥长,开始在家乡对付反动武装势力,并指挥了“凯里保卫战”等剿匪战斗。
  1953年,吴道华调任普安县民政科科长。1958年,吴道华被错划为“右派”。1979年,平反恢复工作。
  暮年致力两岸同胞相聚
  1983年,吴道华在平坝县离休,几年后回原籍凯里定居。
  吴道华在中国版图上迂回了大半个世纪,又回到儿时离家的起点,按理说应该画完了人生的圆。1988年,贵州黄埔军校同学会成立,吴道华被选为贵州省黄埔军校同学会理事兼黔东南州黄埔军校同学会联络组组长。
  自此,他利用个人的黄埔同学身份与在台湾的黄埔同学关系,为祖国统一大业做力所能及的事情。每年中秋、春节,吴道华除邀请在凯里黄埔同学召开座谈会外,还向台湾同学寄去贺年卡和信件,通过这些活动,联络同学感情,促进祖国统一。
  “迄今为止,与我保持联系的远在台湾的同学有20多人。”采访结束时吴道华老人说,他还通过在台湾退休后回凯里居住的黄埔同学及战友,利用他们每年回台湾领取退休金的机会,带去大陆老同学的问候,并鼓励他们在晚年共同为早日结束两岸同胞分离之苦多做工作。 
     图文/本报记者杨光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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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5-9-1 20:06 | 显示全部楼层
文山苗族地区的抗日斗争及其重要意义

来源:文山苗族网    作者:王万荣


       中国抗日战争,是以1931年九一八事变,到1945年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结束,经历了14年艰难曲折的斗争。这14年抗日战争,是从局部战争到全面抗战,并最终战胜日本侵略者的决战。在这14年的抗战过程中,无论是出于抗战前沿的地区,还是处于敌后抗战的地区,各民族对抗战都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为抗日战争的胜利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对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产生了积极而深远的影响,受到世界反法西斯人民的一致好评。由于资料所限,本文仅根据文山苗族地区的抗战情况,谈点个人不成熟的思考。
       一、文山各族人民的抗日斗争概况
       (一)广泛宣传抗日救国,动员青年从军抗战
“卢沟桥事变”后,中国人民全面抗战的呼声传遍大江南北,文山各民族群众,与全国一样,纷纷组织起来,声讨日本侵略者的滔天罪行,并组建了抗日救国会,进行抗战宣传。文山、广南、砚山、马关等地的青年学生,相继组织起来,纷纷走上街头,挥着抗日旗帜,敲锣打鼓,抬着“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的横标游行示威,边走边高喊“打倒日本侵略者”的口号。游行队伍每到一个街口,都要停下来,向围观民众宣讲抗日救国的道理。此外,还组织进步知识分子写“各族民众团结起来,与日寇血战到底!”“全面总动员,青年勇应征,抗日报国心!”“万众一心,有钱出钱,有力出力,支援抗战前线!”等大标语,贴在街面的墙上,以此宣传群众,动员群众,使人民群众积极行动起来,投入到抗日救国的斗争中。
       在抗战救亡的感召下,文山先后有3000余汉、壮、苗、彝、瑶等爱国青年报名从军。这些从军青年,有的参加了台儿庄战役,有的参加滇缅抗战,有的就驻守在文山边境。受“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号召的影响,文山许多进步人士和商号,捐资捐物,支援前线抗日,仅马关、西畴两县就募捐国币6000余元,作为当时的文山边疆人民,能捐出这点善款,实在是不容易了。
       (二)、修筑边境防哨,加强驻军防守
       1937年“七七卢沟桥事变”爆发,拉开了全国全面抗战的序幕。当听到这一不幸的消息之后,全国人民都为此感到震惊而愤慨。文山人民与全国人民一样,对日本的无端挑动战争无比愤恨。日本为达到3个月内灭亡中国的目的,企图实行速战速决的战略。但是,在中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思想的指导下,日本这一战略处处遭到中国军队和人民的强烈抵抗,使日本不得不重新调整战略。
       “北进”与“南进”是日本法西斯的既定扩张战略,日本发动战争的目的不仅是要灭亡中国,而且还要以整个中国大陆作为其后方基地,北进侵略苏联远东地区,南进夺取东南亚和西南太平洋地区,进而实现“大东亚共荣圈”的战略目的。因此,1940年7月27日,日本大本营和政府联席会议通过了《适应世界形势演变的时局处理纲要》,确定“适应世界形势变动,改善内外形势,在促进迅速解决中国事变的同时,捕捉良机,解决南方问题。”为实施南进战略,日本在外交上加紧与德、意勾结,并于1940年9月27日,与德、意签订了《三国同盟条约》。同月,日本就以武力侵占了法属印度支那北部,开始了南进尝试。同时,日本又对英施压,迫使其关闭滇缅公路,切断了中国西南最重要的国际通道。为确保日本南进扩张的需要,1941年4月13日,日本与苏联签订了《日苏中立条约》。这一条约的签订,对苏联在面对德国战争威胁时局巩固其东部安全、避免两线作战有一定作用,而对日本来说,也使日本侵华和南进作战避免了后顾之忧。该条约互相保证日苏各自在中国的势力范围,使中华民族的权益再次遭到践踏。
       日本以武力侵占法属印度支那的越南和缅甸之后,处于云南的文山地区,自然以抗战的敌后转向前沿,激起边境地区各族人民的抗日热情,积极投身抗日救亡的相关工作。为遏制日本占领越南后的北进,国民党中央政府指令云南省政府,要严守边境,防止日本北进,并委任龙汉斗为开广警备司令,要求其部队驻守文山、砚山、广南等地。
       文山地区的地方政府和边民,为配合驻军抗日救亡,积极行动起来,为部队修营房、筑工事,6000余人参加劳动,使部队建设如期完成。为支援军队抗战,砚山江那附近的大、小克底,者母猪、龙潭等地的壮、苗群众,无私献料,部队所有建房的木材没有收一分钱,确保部队20幢约120000平方米的营房建设如期竣工。
       为加强防范日军越境北进,1940年春,又把正在台儿庄前线抗战的六十军卢汉部队调回云南,接替龙汉斗驻守文山地区。卢汉军部设在文山,其所属184师师长万保帮所部驻文山,182师师长郭建成部驻砚山江那镇。1941年春,卢汉部队奉命调回昆明,又调第九集团军司令关麟征所属的52军分别驻守文山、砚山、广南、富宁、马关、西畴、麻栗坡等地。52军军长赵公武军部驻砚山县江那镇,一直驻防至抗战胜利。
       (三)、挖坑道筑洞壕,预防日机空袭
       日本占领越南后,为配合地面作战,日机不时对越南北部和中国边境地区重镇,进行逛轰滥炸,造成越南和中国边民大量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为减少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地方政府和军队积极动员人民群众,采取措施,加以防范自救。
       1940年秋,日本军队在越南海防登陆后,迅速占领河内嘉林机场,并以此建立空军基地,不断派飞机轰炸云南省会昆明及南部边境城镇。文山地区的文山、砚山、广南、西畴、富宁、麻栗坡、马关等县城,都先后遭到日机的轰炸,造成大量人员伤亡及财产损失。为了做好防空工作,云南省政府在昆明开办防空培训班,文山派小学教师朱桂津参加培训。朱老师回来后,又在文山办培训班,各县都派人员参加培训,目地是让参训人员掌握一些基本的防空知识,并向人民群众做宣传,以便做好防空工作,减少空袭伤亡。同时,文山地方政府为做好防空工作,成立了防空司令部,由团管区司令李秉阳兼司令,没有警报器,就用土炮发警报,规定放三炮为空袭警报,四炮为紧急警报,一炮为解除警报。与此同时,还在文山西华寺、马关大栗树建立了防空无线电台,加强敌机空袭预防。
       在做好防空知识培训的同时,积极宣传动员县城居民,要求自行在菜地或有空地的地方挖防空洞,做好空袭预防。由于各县都采取了积极的防范措施,加之民众的积极配合,后期日机的空袭都没有造成人员伤亡。
       为了阻止日军越过中国边境,按驻军防敌措施的要求,地方政府组织大量边民,在边境地区各通道开挖十至二十米宽、三至五米深的坑道,阻止敌人入境。坑道是将入境道路的中国一方切断,给企图入境之敌造成不便。如果边民通行,搭简易便桥即可,若是发现敌人入侵,立即将便桥撤掉,给敌人造成阻碍。如今的文山边境地区,这样的坑道还有不少遗址完好的保留着。此外,为防止日军入境,我驻防部队和边民,将通往越南的主要桥梁一律炸毁。
       (四)、充分发挥军民作用,加强边境防范工作
       1940年,日军占领越南后,迅速向越北中越边境的董奔、普棒、官坝、新马街、花龙一带进发,伺机入侵中国西南边境。为加强滇南边境的防范工作,1941年春,国民革命军第九集团军关麟征部第54军、52军的148团、583团分别进驻麻栗坡、马关边境一线,并在麻栗坡设谍报组,对敌情开展侦察。与此同时,云南省主席龙云任命龙汉斗为文山警备司令,万保庶为马关、麻栗坡、西畴边区守备司令。为确保边防工作万无一失,龙汉斗任命项国云为马关、麻栗坡边区抗敌弩弓大队长,负责边境地区的巡逻与查询。
       项国云,系苗族抗法英雄项从周之子,袭项从周管带之职,负责马关、麻栗坡、河口的边防工作。进入民国以后,管带头衔自然消失,但边防职责仍然由其担当。大敌当前,项国云又被任命为弩弓大队长,自是分内之责,又是新的任务。为保证边防巡查工作的落实,项国云组织了30余人的弩弓手到麻栗坡集训了一个多月,以此提高边民的提防意识,增强抵御敌人的能力。同时为加强边民的巡查工作,昆明巡营处又委派武凤翔为麻栗坡第三游击支队司令,在田蓬、董干、铁厂一带组织地方武装抗日游击队300余人,负责麻栗坡东线边境的巡逻,以防日军进犯。这支抗日游击队很大一部分是苗族,他们长期生活在边境,对中越双边的情况较为熟悉,有利于开展游击作战。
       为了做到有备无患,文山专员公署派熊庆(文山马塘人)为麻栗坡特别区自卫大队长,集中千余人日夜操练,以备调遣。麻栗坡、马关加强边境各对讯武装人员的培训及武装装备的配发,确保事发有人有枪。各边境通道要卡均设哨所,三五人轮流值班日夜守哨,传递军情。乡、保、甲长派款作后勤保障。
       随着欧洲战场盟军的节节胜利,日军士气日衰,中国方面军奉命作出有限目标攻击,以策应其他战场作战。1945年6月17日,驻麻栗坡第五团第四连连长廖国端率两个排兵力向驻守马龙(越南)的日军袭击,葬日军12名,越仆从兵15名,俘虏重伤员敌兵1名,缴获部分武器及军用物资,占领了马龙;中方阵亡排长1名,士兵3名,伤6名。同月20日,官坝方面日军20名,带小炮3门向马龙轰击,被中方击败,毙敌1名,马1匹。25日,日军30余人,越仆从军100余人,带着重机枪和小炮数门,再次向马龙中国守军袭击,被中方击退。29日,日军不甘心失败,集步、炮兵200余人乘雾包围马龙,被中方守军又一次击退,毙敌中尉1名,士兵30余名,缴获各种武器和军用物资无数,中国守军阵亡排长1名,士兵1名,伤11名。7月17日,日军以一个大队的兵力,带着小跑再次向马龙发起进攻,反复争夺阵地,双方阵亡惨重,中国守军第五连连长秦义圣、准尉王锡度壮烈牺牲,战士牺牲27名,伤9名,有7人去向不明;日军伤亡百余人。为避免无谓牺牲,在第四连和第六连的掩护下,中国守军撤出马龙。在重点攻击马龙的同时,中国守军也先后对同文、江利、普棒、老寨、箐门、卡房、曼美、岩风洞等地的日军发起攻击,挫败了日军北上的士气,使日军始终被限于越方的活动,有效阻止了日军的入侵。
       二、文山苗族地区抗日斗争的重要意义
       中华民族在抗日战争中,用自己的顽强奋战和巨大牺牲,彻底粉碎了日本军国主义殖民奴役中国的图谋,赢得了近代以来中国反抗外敌入侵的第一次全面胜利,彻底洗刷了近代以来抗击外来侵略屡战屡败的民族耻辱。从此,再也没有侵略者胆敢入侵中国了。中国抗日战争的胜利,无论从全国的层面讲,或是从某一地区的视角看,都可以窥见其意义是重大而深远的。谨就文山各族人民的抗战这个侧面,均可揭示中国抗日战争胜利的伟大意义。
       (一)、边疆民族这道无形的爱国边墙,是阻止日本北进中国的无穷力量。
       中国各民族在长期的斗争中,逐渐养成了恋土爱国的思想。这里所谓无形的爱国边墙,是相对于北方的城墙而言的。中国为阻止北方游牧民族的南进,在长期斗争中,渐渐形成了“万里长城”。这一有形的边墙,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它是爱国的象征,曾为中国巩固北疆的稳定发挥了积极的作用。由于它是有形的,最容易勾起人们的历史回忆。如今,它作为民族的文化符号,既见证了历史,又警示着人们,爱国不是一句简单的语言就可以表达清楚的,更不是高喊“我爱国”的口号就可实现的。它需要有牢固的爱国情怀,更需要有思想与行动相一致的付出,这才是真正的爱国思想的体现。
文山地区这道无形的爱国边墙,由于它是无形的,很少被人们提起,但它的作用并不亚于北方的长城。我们之所以把文山地区各民族的固边爱国思想称为一道无形的爱国边墙,这是有历史依据的。
       根据相关历史记载,早在宋代,越南就曾不时过境滋扰,马关一带边民奋起反抗,作出了不朽的贡献,维护了边境的稳定。明代,交兵不时进犯我边境,边民积极反抗。马关、麻栗坡边境地区至今仍保留有部分烽火台,就是明代为抗击交兵而建的。抗法战争期间,麻栗坡猛硐、马关都龙一带的苗、壮、瑶、傣各族人民,在项从周的率领下,对法国侵略者进行了坚决反击,最终保住了那片热土。边民的这种爱国热情,一直激励着人们。正是这样的爱国精神动力,使边疆各族人民,在武器装备落后,兵力不足的情况下,形成了团结一致的抗日力量,想尽一切办法,采取多种措施,牢牢地将日军堵在南大门之外,使之不敢越雷池于半步,为全国抗战转入全面反攻赢得更多的准备时间,为中国抗日战争的胜利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在文山边民的抗日救亡斗争过程中,使我们看到了它具有的爱国根基,这应当引起我们对这道无形的边墙以予更多的关注。因为,它是无形的,在以往的历史发展和研究中,许多情况下,都被忽略了。从中国正史中根本找不到边民抵御外辱的文字记载即可说明问题。一方面,可能是事态规模小,没有影响到统治者的根基;另一方面,在明代之前,这一地区几乎全是少数民族。在那个年代,这些民族的壮举是很少受到官方关注的。远的不说,就抗法战争中的项从周,在地方文献记载中,有关他的英雄事迹,均只字未提,仅为家族中传颂。上世纪80年代通过大量调查整理发表之后,人们对他的抗法之举才有所了解。因此,加强对边疆民族爱国斗争的研究,不仅必要,而且意义重大。
       (二)、抗日战争的胜利,促进了边疆各民族的觉醒与团结,为边疆民族的解放奠定了基础。
       抗日战是中国近代历史上最重大的历史事件之一,是中华民族由衰败走向复兴的一个重大转折点。回望中国近代史,是一段屈辱与悲壮的历史,鸦片战争之后的百年间,世界列强几乎都参与了对中国的侵略和掠夺。尽管中国人民进行一次又一次的抵抗,但没有一次战争不是以中国的失败而告终的,日本正是看到这个泱泱大国是如此不堪一击,才叫嚣三个月就占领中国。但日本军国主义的如意算盘算错了,几亿中华儿女已经觉醒,他们在不断疑聚起来,团结起来,形成一股不可抗拒的伟大力量,促使日本最终不得不宣布无条件投降。
       通过抗日战争,各民族逐渐认识到,无论敌人多么强大,只要大家精诚团结,就会形成不可抗拒的无穷力量,就没有克服不了的困难。抗战中的防御阶段和相持阶段,应该说是最困难的,但中国人民已经作好了长期作战的思想准备,因此在战术上采取了游击战和运动战的战术,以此消耗敌人的力量。加之,中国共产党为了抗日,充分发挥共产党人的聪明智慧,建立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促成了国共两党的合作,变内战为一致抗日,使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中不断壮大力量,也使共产党人通过抗战赢得了民心。这是中国共产党最终改变中国命运的最为关键的转折点,也是中国共产党从战争中走向成熟的重要时期。这在边疆民族地区更能看出共产党成熟的表现和它的战略与策略。
       当时的云南文山地区,一切驻守的军队都是国民党军队,共产党的力量显得很弱小,只能隐姓埋名,以教书为名开展地下工作,以这样的方式宣传群众,鼓励人民群众积极支持国军抗日。正是在这样的思想影响下,边疆各族人民逐渐懂得了参加革命的道理和团结合作的重要性。可以说,云南边疆民族地区,从解放以来一直保持各民族和睦相处,与那一阶段的工作打下的基础不无关系。自地下党在文山地区开展活动以来,文山各民族日益觉醒,才有了地下党指导下建立起来的第一支苗族农民武装,乃至抗日战争期间,以王开洪领导的农民游击队。正因为有了这样的政治和思想基础,抗日战争胜利后,边疆各民族的革命热情更为高涨,许多壮、苗、彝、瑶等青年参加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滇桂黔边区纵队,在中越边境地区开展武装斗争,为文山地区的解放做了积极而有益的工作。
       (三)、中国抗日战争的胜利,是中越边民相互配合抗日的结果。
       中国抗日战争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战场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东方主战场。在这场正义与邪恶、光明与黑暗的殊死搏斗中,中国人民与世界反法西斯力量结成国际同盟,相互支援、相互配合,终于打败了侵略者。毛泽东曾经指出:“我们的敌人是世界性的敌人,中国的抗战是世界性的抗战。”在这场关乎世界人类和平的反法西斯战争中,中国抗日战争开始时间最早,持续时间最长,抗击和消灭日军最多,付出代价最大,对中国及东南亚人民彻底战胜日本法西斯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
       日本军国主义虽然实行了“南进”战略,爆发了太平洋战争,但东南亚各国也积极组织军民,与日本侵略者展开了殊死的斗争。在抗战斗争中,东南亚的苗族人民也积极投入了战斗。特别是越南北方的苗族,在抗日战争中,为越南的抗日作出了重要的贡献。比如,越南新马街的项朝龙领导的抗日游击队和花龙邹光罗领导的抗日游击队,95%是苗族,日军之所以进不了云南文山边境地区,除中国守军严加防守以外,很大程度上有越南这两支抗日游击队的强烈抗击,给日军以沉重打击,阻止了日军北上,积极而有效地配合中国抗战。因此,从整个抗日战争来说,主战场在中国,中国的抗战起了决定性的作用,这是无可否认的,但东南亚人民的抗战也应该得到充分的肯定。中国抗日战争的胜利,既是中国人民付出极大牺牲的结果,也是世界人民,特别是东南亚人民,相互配合抗日的结果,这一胜利既属于中国人民的,也是属于世界人民的。




       参考文献
       1、《中国抗日战争史简明读本》编写组:《中国抗日战争史简明读本》,人民出版社2015年5月第1版。
       2、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地方志编纂:《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志》第四卷,云南人民出版社,2001年10月第1版。
       3、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云南省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文山州文史资料选辑》第三辑、第四辑,1985年内部版。
       4、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云南省砚山县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砚山文史资料选辑》第一辑,1989年内部版。
       5、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麻栗坡县文史委员会:《麻栗坡文史资料》第四辑,1996年内部版。
       6、政协马关县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马关县文史资料选辑》第三辑,1989年内部版。
       7、麻栗坡县军事志编纂委员会编纂:《麻栗坡军事志》,云南科技出版社,1989年3月第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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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5-9-2 12:55 | 显示全部楼层
来源:中国民族宗教网   作者:姚昆仑(侗族)

大湘西各族人民在抗日战争中的贡献

  抗日战争时期,因其特殊的地理位置和战略需要,湘西成了中国抗战的前沿阵地和堡垒。1934年,著名科学家钱学森的岳父蒋百里先生认为,“中国的大本营宜设于芷江、洪江一带。这一带有森林、有矿产,而且有沅水流贯其间,是天然的国防地带。”“湘南湘西固若金汤,配以强悍的民俗,宜于对敌进行广泛的消耗战。”蒋百里曾留学日本和德国,1937年抗战爆发后,他在撰写的《国防论》中又提出,抗日必须以国民为本,以空间换时间,打持久战,通过时间消耗拖垮日本。具体做法是将日军拖入中国地理第二棱线,即湖南、四川交界处,与日军进行相持。 

  湘西地形险峻,山峦起伏,尤以绵延300多公里呈东北至西南走向的雪峰山脉,为湘西崇山峻岭的第一道脊梁。同时,湘西除了沅江、澧水这两条大江之外,还有沅江上游五溪河流纵横,对中方军队防守极为有利。同时,湘西与川、黔、桂、鄂等省接壤,是进出黔、川,威逼贵阳、柳州,迂回重庆的军事要冲地带,是大后方的前哨。湘西若失、贵阳危急,重庆将陷于不保。

  正如蒋百里的预想一样,湘西这道天然屏障,成为抗击日军的重要阻击线。特别在大敌当前、民族危难之时,为了祖国尊严和世界和平,湘西各族人民置生死于不顾,效命疆场,谱写了一曲曲抗战爱国的壮歌。日本帝国主义的军队逼近湘西雪峰山后,被这道铜墙铁壁碰得头破血流,再也难以前进。湘西,这块神奇的土地为抗战的胜利做出了重大贡献。

  一、承担接纳内地机构和沦陷区的各界人士的重任

  很多人认识湘西,可能始于20世纪20.30年代沈从文先生的笔下。大家从在沈从文先生的文中体验湘西美丽的同时,或许也感受到湘西的神秘和落后。实际上,从清朝末年开始,湘西已经觉醒,一部分青年开始到外地求索。他们东渡日本,学习西方政治、经济和科学技术。据不完全统计,在辛亥革命以前,仅凤凰、龙山、桑植等十县,前往日本留学的达 30多人。其中一些人在日本和国内陆续加入了同盟会,不少人参加辛亥革命和反对袁世凯复辟帝制的斗争。

  1937年7月卢沟桥事变发生后,国民政府迁都重庆。当年11月,张治中接任湖南省主席一职。1937年12月,张治中恢复设置湘西绥靖处。1938年3月,湖南省政府设立沅陵行署,其下辖三个行政督察区,包括沅陵、大庸、溆浦、桑植、永顺、泸溪、辰溪、乾城、龙山、保靖、古丈、永绥、凤凰、麻阳、黔阳、绥宁、会同、芷江、靖县、通道、晃县等21县,实际上管辖的就是地域上的大湘西。

  由于战乱,沦陷区无数人颠沛流离,辗转来到湘西、重庆、四川、贵州等大后方。曾任国民政府铁道部长、交通部长的张公权认为“到1940年,沿海各省逃往大后方的人民,从一亿八千万增加到二亿三千万,以致全国人口总数之一半定居于中国后方”。与其它地区一样,湘西以它博大的胸怀接纳了自己的亲人,人数达百万之多,为抗日部队提供了后勤保障,为饱受战乱颠沛流离的群众抚平伤痛。

  抗战之初迁来湘西的主要为中国及同盟国军队、军事机构,以战时湘西的芷江为例,从1937年7月至1945年9月,驻扎在芷江的各种军队及军事机构多达220个,包括国民政府的陆军总部、方面军司令部及军政部、军令部所属单位,甚至高炮连队、防空哨卡。从兵种看,有陆军、空军、海军陆战队及宪兵等多个兵种。此外还有中、美、苏的空军,仅地勤、空勤人员最多时达6000余人。当时在在竹坪铺、七里桥等处的低冈,田垅里建起了鱼鳞板似的黑色营房、仓库和商店,相互连成一片,小区内车水马龙,人流如织,形成了繁盛的“美国街”。而原只有2万多人的芷江县城,也骤增至10余万人,成了重兵云集的抗日前沿阵地,被人们称为“小南京”。

  除了军队和相关机构外,一些军工厂、企业、政府机构、学校、社团也相继搬迁湘西,大批难民也陆续涌入湘西。1937年,国民政府陆军机械化学校迁来洪江萝卜湾,并开办机械厂,生产联合机床,对湘西为境内工业设备制造业的发展起了助推作用。1938年6月,兵工署第十一兵工厂从武汉迁辰溪孝坪;汉阳兵工厂机器、动力、枪弹、手榴弹、火药、机关枪等分厂奉令迁辰溪南庄坪,1940年两家部分合并统称兵工署第十一兵工厂。该厂建有10个制造所,机器设备超过2000台,主要生产7.9毫米枪弹,并能制造轻重机枪等武器,厂里职工最多时超过10000人可见规模之大。1938年,西南公路局在晃县城设汽车修理厂;1939年,国民政府交通部联运处在沅陵设汽车修理厂,有柴油机、车床等,修理工具齐全。1943年,沅陵县城办起泰山缝纫机修理厂,专为军政部沅陵被服厂生产缝纫机和缝纫机针头。靖县荣军生产处机械厂生产20匹马力单机水泵、汽车手摇鼓风机、纺织机配件等……。同时沦陷区的一些大学、中学也纷纷迁到湘西的乾城、沅陵、辰溪、溆浦和芷江等地。迁芷江的有“国立中央政治大学”,办学一年多后,迁往四川重庆;迁至辰溪县大路口的有“国立湖南大学”,学校设文学院、理学院、工学院;迁至溆浦县城郊西花园的有“国立师范学院”,该院院长由著名教育家廖世承首任;迁至溆浦大潭的有“北平私立民国大学”,著名史学家翦伯赞、著名作家张天冀曾在此执教;迁入沅陵的有“国立艺术专科学校”、“国立商学院计政合作专修科”、“湖南省立商业专科学校”“浙江银行专科学校”等; 迁入乾城县的有“江苏省银行专科学校”,后改为“国立商学院”。同时,一些中学也迁入湘西,较著名的有“国立八中”和“国立二十中”。“国立八中”原为“国立安徽中学”,本部设乾城县,学校有教师380余人,学生近4000人,成为当时湘西中等教育的一艘航母。“国立二十中”迁入芷江,开办后招收战区失学青年,学生全部享受公费待遇。此外,迁入的中学还有“长沙雅礼中学”(迁沅陵县)、“长沙兑泽中学”(迁大庸县)。“衡阳私立成章中学”(迁洪江)等数十所。在大量学校迁入湘西的同时,很多湘西籍精英人才也回迁湘西。他们大都具备较高的文化素养,而且见多识广。回湘西后,他们大多数从事教育工作,从而大大提升了湘西地区教师的教学水平。这些工厂、学校的迁入,在服务于战事的同时,提升了湘西的教育水平和工业水平,开拓了视野,直接刺激了湘西的工农业的发展。

  此外,湘西各县尽可能接纳来自沦陷区的各类群众,每个县市几乎都有难民收容所。据统计,到1942年6月,仅乾城、泸溪、凤凰、永绥、永顺、保靖、古丈等县设立的难民收容所中,收容难民近万人;同时还建有战时儿童教养院、失学工读服务团等。

  二、英勇善战的湘西人

  湘西人英勇善战是有据可查的。在清代,曾国藩组建湘军时,湘西的竿子兵颇受重视。湘西凤凰籍的将士素有“竿军”的称号,据说在与太平军作战期间,历200余次战斗皆胜,杀得太平军望风而逃。故被曾国藩誉之“虎威长胜军”,后便有了“无湘不成军,无竿不成湘”之说。

  “洞庭湘水堪磨剑,倭寇头颅好试刀”。从1931年9.18事变后,湘西人民积极参加抗战,不少人屡立战功。武陵山下、雪峰山麓、五溪河畔、大江南北、黄河岸边,都留下了湘西人英勇抗战的身影。除了人们熟知的土家族人贺龙元帅、廖汉生中将、彭飞少将、范子瑜少将,王时中将、向敏思中将、汪之斌中将、田仲达少将、向凤武少将、田君健少将、田耕之少将、向阳少将、覃子斌少将,侗族人粟裕大将、曹玉清少将、杨伯涛少将、梁直平少将,苗族人滕代远将军、黄忠诚少将、陈俊少将,陈渠珍中将、隆子雍少将、吴恒良少将、蒋维中少将,汉族人向仲华中将等各族指战员参加了抗日战争外,还有无数的湘西人在抗日战争中驰骋疆场,奏响了血与火的交响曲。

  1932年1月,日军进攻上海并预谋偷袭杭州笕桥航空学校,乾城县的苗族人石邦藩率领中央航空队拦截。在左臂严重受伤的情况下,忍着剧痛,与日机开展殊死战斗,成功保住了笕桥航空学校与乔司空军基地。在这次战斗中,石邦藩成为我国第一个击落日机的飞行员。他负伤住院,左臂被锯掉,受到了嘉奖,被人们称为“断臂将军”。后来上海一家烟草公司特以优质烟叶精制“邦藩牌”香烟,风行上海,行销全国各大城市。1932年,大庸县籍的张国勋营长在长城要塞南天门的守卫战中英勇牺牲,年仅24岁。北平群众为他举行了追悼会,有1000多人送葬,沿路学生还唱起了“张营长为抗日,殉国把躯捐”的哀悼歌曲。

  作于1937年的《抗日三字经》,其中讲述了湘西人段云青的英勇事迹:“段云青,一等兵,身体健,国术精。遇敌舟,跃身上,一挡三,是猛将,左一拳,右扫腿,两倭寇,齐落水,余一寇,逃船尾,刺刀下,立见鬼。”段云青出生于怀化麻阳县段家脑村,苗族人,他从小习武,机智灵活,臂力过人,常与街坊同辈举石锁、练刀枪,被人称为石礅。段云清1936年被征入伍,在嘉兴前线任班长。1937年晚秋的一天,段云清领班执勤,发觉日艇偷袭。他率先跃上敌艇,与日寇搏杀,毙敌多人,日艇匆匆逃离。当年冬天,段云清牺牲于浙东,年32岁。他英勇杀敌事迹很快在部队传颂,被编入《抗日三字经》。

  在1937年的“淞沪会战”中,浙江嘉善阻止战尤为惨烈,而参战的128师士兵中以湘西人的骁勇善战而受到赞赏。128师的士兵中多为凤凰苗族青年,他们坚韧耐劳擅长近战厮杀,以弱势之兵力坚守了浙江嘉善7日。当时,日军扬言要在3天内攻占上海,3个月内灭亡中国。1937年11月,“淞沪会战”进入最后一个阶段,为防止上海沦陷,128师6000名湘西将士在嘉善境内浴血奋战,重创日军18师团。从11月10日开始到11月16日的7天阻击战中,由于下雨,泥泞路滑,为便于行军打仗,士兵们全部换上草鞋。在腹背受敌的情况下,128师将士抱着“弹尽人尽”的必死决心,与敌浴血奋战。军中凤凰苗族青年很多人从小习武,他们每人佩戴一把家乡马刀(柄约两掌宽长,刃比一般马刀稍短,但刃口宽约三寸),深夜奔袭敌营,令日军胆战心惊。在泥泞中与日军白刃肉搏时,日本兵军靴笨重,行动迟缓,被这些英勇的战士斩杀无数。11月16日夜,128师利用黑夜掩护,剩下的官兵顺利通过67号桥,随后将桥炸毁,连夜撤往临平。

  在7天7夜的战斗中,装备精良的日军仅仅向前推进了11公里。由于力量悬殊,武器装备差,阻击战中128师共计伤亡官兵2653人。当时凤凰县城内城外,几乎每户都有人为国捐躯,阵亡的将士家门前都悬挂起白幡哀祭亲人。嘉善阻击战创下了淞沪大撤退时的阻击战之最,在抗战史上写下了辉煌而悲壮的一页,大大鼓舞了全国人民抗日的斗志。凤凰县教师田名瑜参加嘉善抗战后在其《倭奴》诗中写到:“倭奴喷血满江山,马革沙场恨愤间。弹雨枪林存性命,当时不意可生还”。

  桑植白族人谷师墨在抗战时一直负责物资运输调度,忠于职守。其弟谷师孟1940年赴缅作战,任新一军少校营长,在密支那攻坚战中与日军血战两昼夜,终于攻克据点,受到盟军英方联队长卡尔上校的赞誉,并荣获中国远征军司令官罗卓英援予的“青天白日”勋章。

  8年抗战中,湘西的各族儿女以不同的战斗方式来对付日寇。1943年,进攻常德的一小股日军偷偷进入武陵腹地。一位叫鲍乐的土家族青年计用马蜂来惩治日寇。当地有种马蜂做窝七层,当地称七楼蜂,这种马蜂毒性非常大,无论人兽,一旦被螫伤,很难治愈。当年仲夏的一天,鲍乐发现日军小分队抢占了一个祠堂,驻扎其内。当夜,他提着装蜂的布袋躲过岗哨,悄悄靠进祠堂后墙,爬上墙顶,接近鬼子集体寝卧处,迅速把布袋的锁口打开,用力将袋子抛入。顿时,屋内惨叫连天。这次,马蜂共杀死敌人80余人。此外,鲍乐还用当地的毒虫制成毒药来杀鬼子。他捕到一只山羊,给它喂了拌有毒药的饲料后,将其宰杀,设法送给日军。日军担心肉里有毒,非留他一起食用不可。鲍乐料到敌人会有这一手,事先服了解药。此后不久,食山羊肉的日本兵几乎同时发病毙命。后来连日军的特务机关调查很久,也搞不清是什么奇毒要了这些鬼子的命。

  在湘西溆浦和洞口的交界处,有一片海拔1000多米的崇山峻岭,世代为瑶族同胞的聚居地,当年这里曾活跃着一支神秘的瑶族民间抗日武装??----嗅枪队,所谓嗅枪其实就是湘西民间打猎用的鸟铳。嗅枪队一共36人,队长叫蓝春达,最初只有两支长枪,一支短枪,其余的就都是嗅枪。在这个世代以打猎为生的村子里,至今还保留着与当年一样的嗅枪。当年日军不知道鸟铳是什么枪,只要被击中,满身是弹,剥又剥不掉,扒又扒不出来,以为是什么新式武器。他们向长官报告说,那些射击的人把枪往鼻子上一“嗅”立即就“轰”地一声喷出一团烟雾,所以日军把它叫“嗅枪”。将瑶民自卫队称为“嗅枪队”。 湘西会战期间,像嗅枪队这样的民间武装力量,还有很多,他们采取巧妙的战术,到处袭扰打击日军,成为抗战末期湘西民间抗战组织中一支奇葩。

  三、湘西各族人民的抗战宣传活动

  精神和意志是战争中最重要的问题之一。抗战伊始,地处抗日后方的湘西人民,与前方的军民一样,心系国家和民族的存亡,每个山乡村寨都迸发出抗日救亡怒吼。他们自发地组织起来,举行反日游行,办起抗日的专题报刊,宣传抗日,为抗战出人出资出力,留下了无数可歌可泣的故事。

  为鼓励青年当兵上战场,湘西各地打出了 “好男才当兵,好铁才打钉”等鼓励青年人参军抗战的标语。1937年9月2日上午,大庸县组成的抗日敢死队出征,欢送队伍连绵数里。只有13万人口的大庸县,在抗战期间就有上万名少数民族儿女奔赴战场。1938年初,湘西苗民革屯军以抗战大局为重,经过谈判和作家沈从文的斡旋,接受改编为新6军暂5师和暂6师,8000名苗族将士开赴抗日前线,在湘北一带与日军血战,为著名的“湘北大捷”作出了贡献。

  1938年9月6日,会同县举行 “八百壮士”自动入营抗日欢送会。家长代表慷慨表态:“子弟奏凯归来,故为父母所喜欢,即使杀身成仁,亦是父母之光荣”。 战士代表表决心:“不杀敌人,誓不归来,不能成功,亦愿成仁”。1939年9月中旬,靖县举行欢送“靖县抗日自动兵团”开赴前线大会。在这些出征会上,“打倒日本帝国主义”、“还我河山"、“为死难同胞报仇”的口号与锣鼓声、鞭炮声交织一起,展示了湘西各族人民为国担当、抗战到底的决心。一座座曾经古朴而宁静的山城,动员抗战成了工作的主旋律,抗日烽火熊熊燃烧。

  湘西的文人墨客,在抗战中慨然提笔,宣传抗战精神,鼓舞民众士气。永顺县土家族人彭施涤曾是举人,在外办学多年,担任过《湖南通志》副总编纂。他抗战期间回到故里,在县城新修的建翼南楼上,题写了“破虏溯当年,浙海东南传伟绩;鼙鼓思壮土,大乡西北有高楼”的对联,爱国仇敌的凛然正气跃然联上。在乾州的德丰酱园中,当地名人题写春联:“朝于斯夕于斯老当益壮,胜也罢败也罢决不讲和”,横批为“抗战到底”。古丈县的向远宜(肖离) 1942年从塞北回到故乡宣传抗日。他作了《不要皱着眉头》的歌曲,号召人们奋起抗日;他还和岳飞的《满江红》词,其中写到“失地耻,犹未雪,吾侪恨,何时灭?驾长车,踏破富士山缺。壮志饥餐福虏肉,笑谈渴饮倭奴血,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报祖国”,他的歌和词在湘西群众中广为传唱。1943年3月1日,古丈县立初级中学正式成立并开学上课。学生吟唱的《校歌》表达了抗日建国的重任,歌词写到:“武陵之巅,洞庭之源,五溪十万云山,莘莘学子,无虑万千,纳于大麓,尽我俊贤。唯我教育,方开瘴雨蛮烟,抗战建国,重责何辞双肩。努力向前!努力向前!重责何辞双肩”。

  1944年,日军空袭麻阳马南,人们悲愤交加。当地苗族人莫百九创作了一首《送君抗战歌》,歌词中写到: “堂堂中华我男儿,四海为家;干戈纷起,白刃蹈舞,一场血杀;别君留痕不须悲,前赴沙场摘樱花!”沅陵人全孝用杂文、曲剧等形式宣传抗日,唤起民众。他撰写了《思郎十八拍》歌谣,激励青年入伍,奋勇杀敌。其中第一拍这样写到: “日寇凶残施暴行,我郎为国誓忠贞。男儿大捷垂千古,留得勋名史册登”;第七拍写了妻子对丈夫的寄语和希望:“万绪相思病断肠,随风寄语到前方;我郎一心杀顽敌,结发夫妻岁月长”;第十八拍则期待说:“夜梦郎君对我言:歼灭倭寇在跟前,山河收发图奇耻,中华儿女纪轩辕"。

  黔阳县蒋希清曾担任常德第二师范共青团书记,任中共常德党组织主办的《湘西民报》总编辑。抗战期间,他在家中的中堂作对联一副:“国难方殷,哪有年过;倭奴未灭,何以为家。”时任《晃县民报》社长的侗族人舒幼恂出版了民国时期侗族第一本作家作品集《东山集》,常以诗歌来抒发抗战热情,希望前方将士英勇抗敌。他在《民报》发表的诗中写到:“目睹中华尽创伤,男儿立志在疆场。渴时痛饮倭奴血,报国捐躯姓字香。”另一首为“湘江水,清又长,祖国沦陷变屠场。南京杀人几十万,血海深仇谁能忘。有志男儿疆场死,誓斩倭奴保家邦。前仆后继不回顾,战地埋骨永流芳”。麻阳县苗族人黄大受曾任营长,1941年在浙江抗战时,曾写下“雄心几欲填沧海,热血还堪洗汉天,愿斩倭皇申敌忾,笑看顽石当嫣然"的诗句。

  会同县的侗族人贺琼是中共湘西工委洪江地下党支部的核心成员,是会同和洪江抗日救亡运动的积极参与者和重要组织者,是抗日战争时期湘西地区杰出的妇女代表之一。1940年12月被国民党会同当局杀害,年仅26岁。贺琼193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7~1940年先后在洪江、长沙和江西上饶、吉安、浙江金华等从事抗日救亡活动。贺琼曾以“曼石”、“金缨”、“卞识”等笔名在《洪江晚报》,挥毫写出抨击蒋介石集团腐败现象的短评、杂文及进行抗日救亡、唤起民众的多篇文稿。96 岁高龄的抗战老兵、曾是粟裕哥哥粟沛的女婿文振亚回忆贺琼时脱口吟诵了她的一首七绝诗:“缧绁徒悲志未成,忧国忧民不忧身。此身愿为山河碎,一寸丹心共月明。”表明贺琼被国民党抓后在狱中对革命忠贞不渝、视死如归的坚强意志。他还唱起了当年与贺琼一起在洪江做群众工作时,教妇女群众唱的一首抗战歌曲:“上前线!上前线!拿着我们的针,上前线!上前线!带着我们的线,为前敌将士缝衣千万件。使他们身上穿得温暖。冲锋杀敌争向前!”

  湘西人民还以各种形式来表达抗战必胜的情怀。永顺县土家族人汪援华给其大儿子取名“克东”,小儿子取名“平瀛”,两名连称是“克平东瀛”。泸溪县苗族青年杨元丞毅然投笔从戎,被杭州笕桥航校录取。他为女儿取名“安里”,希望故里平安。

  作为抗日的前沿阵地的芷江,抗战时期的报刊杂志很丰富。较著名的有《芷江民报》和《中央日报》的副刊(新路)等。不管是官方的媒体,还是普通的文化人,他们在湘西乃至全国开展的抗日宣传,对唤起民众、鼓励前方将士发挥了及其重要的作用。

  四、抗战中湘西的两大重要工程

  为保证抗战的后勤和军需,湘西作为第二战线,当时搞了很多建设工程,其中最有名的要算“芷江机场”和湘川公路穿越湘西的“矮寨路段”。

  先说说芷江机场。该机场距芷江县城7公里,始建于1936年10月。当时在湘西选择机场时,选址有几处,包括晃县的大树湾。抗战爆发后,国民政府加强了湘西设防,决定将芷江机场扩建为大型军用机场。扩修工程十分浩大,包括跑道、停机坪、排水道、机窝及隐蔽药库等,机场跑道由原来的800米扩长为1200米。1937年12月,征调湘西芷江、麻阳、沅陵、溆浦、会同、靖县、泸溪、凤凰、黔阳、晃县、辰溪等11个县的民工19000余名,参与扩建工程。1938年1月,机场扩建正式开工。按施工规划,占用良田、道路、村舍面积为1034.77亩,撤毁机场东端著名的雁塔及城中的钟鼓楼古建筑,搬迁民房20余处,计建筑面积7755.35平方米;搬迁坟墓24000余座,同时为盟军修建6000人的兵营。

  当时的条件非常艰苦,施工设备落后,生活卫生条件极差。各县民工分住在县城的庵堂寺庙、宗祠会馆及居民的院落里。1938年7月,霍乱流行,修机场的民工,几乎每天都有人倒地不起。在这极其艰难的情况下,湘西各县的民工们锄挖肩挑,依靠人力把一个个山丘整平为面积270公顷(4000亩左右),当时远东盟军的第二大机场。同年10月,机坪跑道扩修完成,导航台、指挥塔、掩体、疏散道等设施投入使用。随即,地勤、维修人员。中、美、苏空军的部分飞机相继进驻芷江,芷江机场一跃而成为抗日后方最重要的空军基地。

  1940年,芷江机场再次扩修,修建了一条长1100米,宽15米,深0.3米卵石垫底的副跑道,可供轰炸日本本土的远程飞机起降。1943年陈纳德的美军第十四航空队由昆明驻芷,飞虎队飞行员120人,技师420人。1944年至1945年,美军驻芷江官员达590人,兵员达2215人,分驻于七里桥、大垅坪、竹坪铺,美国驻中国后勤司令部设在竹坪铺。从而芷江机场与昆明、重庆后方机场构成了空中走廊,担负起对敌的战略攻击和对日占区军事目标实施轰炸的任务。

  战争后期,中、美、苏三国在芷江机场屯集了战斗、轰炸、运输、侦察等各种类型的飞机五百多架,有N15式驱逐机,N16“短剑式”驱逐机,P40式“鲨鱼式”战斗机,P51“野马式”战斗机,B6l“黑寡妇”侦察战斗机,B24“解放者式”重型轰炸机,C46型大型运输机等。美中联军在陈纳德将军的率领下,狠狠打击了日寇法西斯主义的嚣张气焰,他们以精湛的战技,辉煌的战绩很快取得了中国本土的制空权,为反法西斯斗争的最后胜利作出了重要贡献。由于芷江机场当时是盟军的重要空军基地,又是军事保密的重点,凡涉及这一机场空军作战及战果的报道,都是以“红岩机场”、“湘西基地”、“湘西某地”等代号顶替,显得格外神秘。

  利用芷江机场,盟军飞机除与日机进行空战外,还担负着轰炸和切断华北、华中日军驻地后勤补给线、封锁长江、湘江及京广铁路运输线,阻止日军进攻大西南的重要任务,在战斗中取得了骄人的战绩。比如, 1944年7月9日,第五大队队长向冠生率20余架“鲨鱼式”机超低空贴洞庭湖面飞行,突临白螺矶机场,对机场旁3个大型机库实施轮番攻击,共击毁日机110余架,创抗战期间中方空军击毁日机的日最高纪录。1945年1月3日,中美空军混合团第一大队在美空军上校贝纳特的率领下,攻击日军汉口机场,击毁日机49架。3月29 日,中美空军混合团第五大队派出两个编队17架“野马式”(P~5l式)战斗机,沿长江东飞1060余公里,远征在日军占领下的南京三大机场,仅20分钟时间,胜利完成对明故宫机场、大教场机场及新修之运输机场的攻击,摧毁地面日机15架,中方无一伤亡,全部安全返航。

  在袭击日军机场的同时,中美空军从芷江机场起飞对日军的地面部队、车船、仓库等目标实施了打击,使其防不胜防。据有关史料的不完全统计:从1944年12月初至1945年3月底的4个月时间里,仅驻芷江基地的第五大队就出动P一40式和P一51式战斗机88批,784架次,对郑州、长沙、衡阳、独山、汉口、南京等地日军实施攻击,给日军以沉重打击,共摧毁日军仓库、住房582栋,炮阵地10个,击毁日机25架,卡车320辆,运输船只410艘,火车6列、车厢208节,击毙敌步骑兵3037人,战马745匹。侵华日军在失败前不由得哀叹:“在中国战场上,过去一直是我们掌握绝对制空权作战,现在则经受了完全新的体验。”

  在遭受沉重的空中打击后,日军对来自湘西莽莽大山里的神密机群恼羞成怒,芷江机场成了他们的心腹之患。为了摧毁芷江机场,日方派特务搞破坏,找机会空袭芷江。据芷江县对日军空袭损失的不完全统计,自1938年以来至1945年2月21日止,日机轰炸芷江达38次,出动飞机513架次,投弹4731枚,炸毁房屋3756栋,损失粮食30万担,损失总值(法币)163.169亿元。其中攻击机场达23次,在机场上投掷的炸弹多达3109枚。尽管遭受日军的轰炸和破坏,但芷江机场浴火重生,战力不断增强。在那最艰难、最危险的日子,各机关、团体和居民自动修建防空洞达2276个。每当机场遭受日机轰炸后,成百上千的民众,带上锄头畚箕,填补弹坑,抢修跑道,确保了作战飞机的正常起飞降落。心灵手巧的人们用木头和竹子编制成形形色色的飞机,然后蒙上外套。日机以为是真飞机,狂轰滥炸一气后,觉得大功告成,殊不知上了当,结果反遭中美空军的重创。有一次,日本轰炸机到了芷江后,看见一个东西在公路上奔跑,以为是吉普车,跟随轰炸,可怜的是一头大水牛被炸得血肉横飞。

  为了基地后勤保障,辎重汽车19团的2000余名官兵驾车日夜奔驰在芷江至昆明的崎岖公路上。在最紧张的日子里,从镇远到芷江的潕水河上水运民船,也被征用为运输弹药的“军船”。

  再看看雄奇险峻的矮寨公路。该段公路其地势险要、工程设计之妙曾被称为中国公路之冠。 

  矮寨公路是湘川公路中的一段。湘川公路(319国道)全程1256公里,始于福建厦门,终于四川成都。中段横贯湘西全境,路面在崇山峻岭中上下盘旋,其惊险程度让人难以想象。该公路始建于1935年初,抗日开始后,由于机构和人员迁徙、战略物资运输的亟需,必须打通粤汉、湘桂线路通向西南大后方的通道,于是湘川公路的选线和修建成了当时重中之重的工程。

  矮寨公路段位于湘西吉首市西15公里,因公路经过的地方叫做矮寨而得名。矮寨是一个风景美丽、古朴的苗乡集镇,这段经过矮寨的公路长约6公里,修筑于水平距离不足100米,垂直高度440米,坡度为70—90度的大小斜面上。在修建矮寨路段时,2000多民工栉风沐雨整整奋战了七个月有余,其中死亡200多人,小伤小残的不计其数。为了追怀死难者的功绩,当时曾在路中天桥附近竖立一尊“开路先锋”的铜像以志纪念,后来铜像毁于战乱。1987年湖南省政府拨款,按原型重塑铜像,移置在矮寨天桥上方山崖上。那个手握铁锤钢钎的威武铜像,高5.7米,重0.9吨,展现了当年筑路民工奋勇不屈的风貌和精神,以慰先辈,勉励后人。在山顶“公路奇观”的终点,还建有一座“湘川公路死难员工纪念塔”。 这就是湘西人抗战历史的见证。

  由于地形独特,迫使这段公路左右移动,转折13道锐角急弯,形成26截几乎平行,上下重叠的路面。不管是第一次乘车攀爬或者从山顶往下走矮寨这一段公路的人,在惊心动魄之时,难免会赞叹那“路上桥,桥上路”的伟大创举。为保证车辆安全,在每个回头弯处曾经日夜有交警值守。

  传说,当年湘川公路修至矮寨路段时,遇两峰对峙,公路从两峰间爬至悬崖边而无路可走,令公路设计师百筹莫展。一天傍晚,工程师又来此观测思考,忽见暮霭中一牧童骑牛而来,手中挥动的牛鞭,盘旋缠绕,蜿蜒上升。工程师突然顿悟,遂设计了“路上天桥桥上路”的工程方案。这传说足以说明此段道路的设计与修筑的艰难。湘川公路修成后,在八年抗战中成为连接大后方与东部抗日战场的咽喉要道。日军至战败也从来没有切断过这条重要的运输大动脉。新中国成立后,湘川公路定名为319国道,至今依然发挥着它的战略作用。他是一段中华民族抗击日寇时的不屈不挠的凯歌!

  今天,矮寨公路上方已经建起了一座目前世界上最高最长的铁索拉链大桥----矮寨悬索桥。矮寨悬索桥2012年3月31日正式通车,从位于山谷底的矮寨镇上空横跨而过。该桥跨径1188米,跨高达330米,主梁全长1022米,桥面净宽23.6米,钢桁加劲梁全宽27米。采用两根主索,主索中心距为27米,全桥采用67对吊索,吊索标准间距为14.6米,主跨梁高(主桁中心线处)7.5米。两个主塔分别立于矮寨峡谷两侧悬崖上部较为稳定的山体上,桥梁两端分别与索道连接。悬索桥的建成,又在矮寨增添了一处公路奇观,令人叹为观止。

  五、大挫日军的湘西会战(日本称芷江攻略战)

  1945年,日本在太平洋战场上节节败退,中国驻印军取得了缅北战场的胜利,打通了滇缅公路,援华物资源源不断地通过这条公路运往中国。同时,国际上的战况对我们也极为有利。美超级空中堡垒飞机已多次轰炸东京、名古屋和九州等地,这些城市的部分街区已夷成平地。为保本土安全,日本在华空军的主力已被调回。在此形势下,日军一方面将在华的兵力进行战略收缩,但又贼心不死,妄图攻占湘西地区,逼近重庆。

  向湘西地区进攻,原是冈村宁次提出进攻四川作战方案的第一步,其方案被大本营否决后,他内心却始终不肯放弃进攻四川的念头,一直在窥测时机。在其积极争取下,大本营同意他进行芷江作战,但批准的主要目的是摧毁芷江的空军基地。

  在1944年的日军“1号作战”中,中美空军在衡阳、零陵、宝庆、桂林、柳州、丹竹、南宁等地的7个空军基地和30余个飞机场,相继被日军占领或捣毁。这样,芷江机场就成了美国战略空军在华的唯一的前方机场。从这里起飞的美重型轰炸机不仅沉重地打击了在华的日军战略目标,也直接威胁着台湾一带的日军设施,日军下决心要拔除这颗钉子。于是,日军孤注一掷,策划进行“芷江攻略战”或“第20号作战”,但没有想到的是,这次战役为日本帝国主义敲响了丧钟。  

  1945年4月9日到6月7日,中日双方近30万大军在湖南雪峰山地区200余公里的战线上展开了激战,这就是中方常说的湘西会战,最终以日军彻底溃败而告终。冈村宁次投入芷江战役的兵力是由第20军司令官坂西一郎中将任前线指挥官的4个半师团,共8万余人。有第116师团、第47师团、第34师团、第64师团、关根支队等。

  中国军队投入了9个军共26个师的兵力,有第4方面军、第27集团军、第10集团军等。其中第18、第73、第74、第94、新编第6军等5个军共15个师,系由美军教官训练、美军顾问指导、全部美械装备的部队。与日军参战兵力相比,中国军队已占有绝对优势。不仅正面力量对比不利于日军,就是整个后备力量中方也开始占据优势。

  战役前,冈村命第34师团集结于广西全线;关根支队集结于湖南东安;第116 师团、第47师团一部和独立混成第86旅团集结于邵阳以南地区;第47师团重广支队集结于黑田铺地区;第64师团集结于沉江、宁乡附近。第20军司令官坂西一良的指挥位置规定在邵阳南郊。作战部署是:第116师团由岩永汪中将率领担任主攻,从邵阳出发,沿邵榆公路西进,预定将此线重庆军之主力围歼于洞口、武冈以北、沉江以东地区;然后突进安江,攻占芷江。为确保此战斗计划之实现,同时令第47师团之主力向新化、辰溪溆浦方向进攻,从右翼策应;令第68师团之关根支队汇合第11军之34师团一部,分别攻占新宁、武冈县城和绥宁县交通要道长铺子,然后再沿巫水攻洪江,直取安江,或沿武阳至瓦屋塘,经水口扑洪江,随之协攻安江、芷江。另遣第64师团及68师团一部,分别向宁乡、益阳攻击,目的是牵制驻湘北的中国军队南下增援。  

  中国军队是怎样对付日军的呢?1944年日军占领宝庆(即邵阳)后,中国军民就开始做防御准备,一是破坏交通线,使日军行进受阻;二是在广大雪峰山地区挖掘工事,在要冲驻防;三是进行了整体防御规划。中方的第四方面军,74军,18军,100军,73军等久经沙场,曾屡次重创日军的主力,令日军胆颤。74军防守洞口为中心,部署在溆浦龙潭、绥宁北部、武冈、新宁一线;100军防守以隆回为中心的新邵、洞口公路部分地方、新化南部、溆浦等地区;73军防守新化、安化、新邵地区,其193师则拨与74军守卫绥宁。第三集团军26军守卫湘西南的绥宁南部及以西地方协助第四方面军防守。中方军队利用雪峰山优越的地形,前松后紧,诱敌深入,以空间换时间,不断消耗敌人,在抵抗中寻找敌人的主攻方向和弱点,调整兵力,最后阻住敌人和消灭敌人。

  湘西战役开始后,中国军队利用天时地利、英勇抗击日军。芷江有一位侗族将领叫杨伯涛,率国民党嫡系十八军十一师在战役中出奇制胜,重创日军.名声大振。(全国解放后,杨伯涛出任全国政协文史专员、全国政协委员。著述有((学习毛主席军事著作:记解放战争蒋军的覆灭》、《杜聿明将军》、《杨伯涛回忆录》等。) 据洞口县一位老人回忆,“从5月1日到7日,中国军队和日军在江口、青岩一带激烈交战,连续7天7夜都是战火纷飞,炮声隆隆,空气中都是硝烟的味道。当地老百姓都自发上前线,主动为中国军队搬运炮弹、装备。”

  各路日军出师不利,相继受挫。日军第116师团长岩永注和第47师团长渡边洋急忙联合发电报给南京的冈村宁次,要求终止芷江作战,他们认为此次战役中国军队准备充分,掌握制空权,日军只要一动,就遭到飞机轰炸。因此,必须中止芷江作战。其理由是:

  1.日军在没有任何空中保障的情况下,只能是美机的靶子;

  2.中国最精锐的新6军已陆续从印度空运到芷江,即使打到芷江城下,已成强弩之末的攻击部队也无法击败这个军;

  3.若继续作战,请冈村总司令官增加2―3个师团兵力。

  此外,“失败情绪”已在湘西会战中明显地表露出来。日军官兵中出现了“装病的多、夜间开小差的多、写反战标语的多、自杀的多、士兵公开枪杀军官后自杀的多”的 5多现象,甚至有五名联队长(相当于团级指挥官)提出了辞职返乡的请求。山崩地裂,江河日下,冈村此时感觉到日本已有气无力了。他本想以湘西会战的胜利来进军重庆,牵制盟国力量,但没料到事与愿违,战局悲惨。5月9日,冈部接到了中止芷江作战的命令。

  至6月中旬,参加雪峰山战役的日军各部队损兵折将,溃退回到原来的出发地。历时两月的湘西会战结束。据中方公布的战况,共击毙日军12498人,击伤日军23307人,马1286匹,毁汽车292辆。同时有7737名中国军人为取得会战胜利付出了宝贵的生命,另有12483名中国军人负伤。会战中,日军中出现了1000多名官兵自杀、小股日军跪在地上乞求投降的事,这是抗战爆发以来少有的现象。湘西会战在中国战史上还有“雪峰山会战”、“芷江保卫战”等称谓。

  湘西的雪峰山战役是1944年以来中国正面战场上打得较好的唯一的一仗。美国《纽约日报》评论说:“1937年亚洲战争发生以来,华军首次以其与敌同等武器在国内与日军作战,在空军密切配合下,具有优势装备之华军,现已粉碎日军进犯重庆东南250英里芷江美军基地之企图,此一佳音,可视为中日战争转折点之暗示”。 的确,湘西会战是日军在中国战场上的一次完败,连日本历史学家自己也承认是一场灾难。

  六、在湘西芷江举行的彪炳史册的洽降仪式

  1945年8月15日,日本裕仁天皇向全国发表广播演说,宣布接受《波茨坦公告》,无条件投降。中方最初打算在江西玉山机场举行受降仪式,后改为湘西的芷江。

  为何改变受降地点呢?当时有人把受降地点放在玉山提出了异议,认为放在玉山不利于受降,因为玉山处于敌占领区,大部分日军还很顽固、傲慢,不服输。如果在日军占领的范围区内进行受降,不利于受降安全、顺利的进行;也不利于在心理上给降使造成压力。再者,玉山远离后方,通讯、交通十分不便,不便于部队机动,也不利于受降的进行。此外,有人还建议把受降地点放在江西上饶。

  当8月17日上午征求高层人士意见时,驻华美军中国战区参谋长魏徳迈建议把陆军总部从昆明搬到湖南芷江,在芷江进行受降。理由有两点:一是芷江是当时西南后方的军事前沿重镇,仅团以上驻军就有近百个,全部美械装备的新六军也驻在芷江,而且有盟军在远东的第二大机场,空中实力雄厚;此外还有便利的陆地运输线,便于警卫和部队的机动。二是在“湘西会战”中,日军伤亡三万多人,惨遭失败,是一次胜利的会战,芷江就是胜利的象征。把受降地点改在芷江,既可刹刹日军的傲慢,又可在心理上对日本的降使产生一定的压力,有所戒惧。这个建议得到了大部分人的认可,当即被采纳。

  8月20日,何应钦率中国陆军参谋长萧毅肃等随员及其他人员,由重庆飞抵芷江。洽降签字的地点选在芷江的七里桥,中美空军第一、第二大队就驻扎在这里,并设有几个招待所。中美空军第一招所,是由三栋呈凹字型的美式鱼鳞型木板房组成的庭院,临时改成了受降大院。

  听说8月21日日本降使将来芷江洽降,芷江人民奔走相告,全城沸腾。据老人们回忆,当时人人脸上洋溢兴奋之情,互相庆贺祝愿;家家户户门前悬挂起节日的彩灯,大街小巷贴满了“庆祝胜利,巩固世界和平”、中国抗战胜利万岁”等红红绿绿的标语和横幅;在通往县城的各主要路口,搭起了一座座用狮子草、松枝、翠柏装饰的牌楼、凯旋门;县城中心,用狮子草和松柏扎了一座高高的五级宝塔;在横跨潕水河、建于明代万历年间的龙津桥的两头分别搭起了一座用狮子草和松柏扎成的牌坊,东边牌楼的上边写着“公理大道”,西边牌楼的上边写着“和平桥梁”,每个字都有一米见方大;桥两边的栏杆上均缀着比人还高大的红色v字,v字的周围也用狮子草加以点缀。一位老教师写的“庆五千年未有之胜利,开亿万世永久之和平”的对联粘贴在县城通往机场的东门口两旁,赢得了过路群众驻足观看,拍手叫绝。

  日本的受降仪式,使芷江成了全国乃至世界注目的地方,除了云集芷江的中外记者外,各界人士以及周边的人也纷纷赶往芷江。芷江城区城郊的大小旅店爆满。除了住七里桥空军第一招待所的外国记者外,仅中国的新闻记者就住满了城南汽车站附近的东亚旅馆,大家都在庆幸赶上了参加这次千载难逢的盛典。

  由于来人甚多,为保证“日本投降签字典礼”的顺利进行和确保安全,筹备处用红、粉红、黄三种颜色的布料印制了“日本投降签字典礼出入证”,严格按照规定发给有资格参加典礼的代表、中外记者和办事人员。 这种“出入证”长3寸宽2寸,上端印有一个“v”字,“v”字下方分两排横写着“日本投降签字典礼”八个字,再下边便是直写的“出入证”三个较大点的字。参加典礼的代表的“出入证”为粉红色,记者为红色,办事员为黄色。由于有“日本投降签字典礼出入证”不仅可以方便地出入机场、受降会场等要地,而且有特殊的纪念意义,因而最吃香,有证者皆引以自豪。除了“出入证”外,当时印制的写有“日本投降签字典礼”字样的信笺、信封、请柬等也很吃香。这种具有纪念意义的证件、信笺和信封,很多人如获至宝,作为永久珍藏品。

  8月21日,秋高气爽、晴空万里。上午11时15分左右,一架天蓝色的日本降机降落在芷江机场。日本在中国派遣军总参谋副长的今井武夫一行从机场口低着头走出,他们向中国国旗行礼,向来接应的中国军官鞠躬后,垂头丧气钻进一辆插有小白旗的美式吉普车,前往受降地点。

  受降大厅面积约70平方米的长方形会议室。两扇木门从中间打开,进门右面正中的板壁上悬挂着孙中山的半身像,像的两边分别写着“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的孙中山遗训。“革命尚未成功”的“革”字被书写者有意将中间那一竖没有出“口”字的头,藏意为革头。据传当时何应钦在检查会场布置情况时,还以为这“革”字写错了,要人重新书写。听了旁人的这番解释,他解嘲地笑了笑说:“你们这是错了个正着,我也只好依你们将错就错吧。”

  受降仪式在当日下午3点半左右开始,由中国陆军总参谋部总参谋长萧毅肃中将主持,美军中国战区司令部参谋长柏德诺坐在他的右边。首先,日方今井武夫让随行的桥岛芳雄交出日军在中国的兵力部署图。虽交出只是一张侵华日军兵力部署图,但却郑重地宣告了侵华日军在中国土地上的历史将不复存在。记者们纷纷以图为中心围了上来,几十个大小不同的镜头,从不同的方向对准了桌面上的这张图和正在说话的桥岛芳雄与木村辰男的脸上。10多分钟后,中方代表萧毅肃把话题转到了宣读中国战区陆军总部第一号备忘录上。在萧毅肃宣读的备忘录里,对整个中国战区受降、接收等方面作了详细规定。

  随着萧毅肃的宣读声,会场变得安静、肃穆,就连摄影记者也听得忘了摄影。在这肃穆的气氛中,只有今井武夫和他的几个随员不时地从裤兜里取出手帕擦额头上的汗珠。

  受降仪式历时1个多小时。下午4时50分左右,今井武夫面带戚容,垂头丧气地带领随员们走出了受降会场。这时,七里桥的天空中出现了一道彩虹,人们不禁欢呼雀跃起来,这是胜利受降的吉兆啊!人们乐了,醉了,他们为来之不易的胜利与和平而乐而醉。

  八年烽火起卢沟,一纸降书落芷江。芷江受降这一重大历史事件,世界瞩目,震烁古今,当时国内各大报纸均作为头条新闻予以报道。重庆《中华日报》在社论中说:“半世纪的愤怒。五十年的屈辱(从1895年第一次中日战争签定((马关条约》算起),在今天这一天宣泄清刷了。长达八年的死亡流徙,苦难艰辛,在今天这一天获得报酬了。中国人民昂首站在法西斯侵略者面前,接受了他们的无条件投降,这是怎样的一个日子啊!” 事后,许多人还主张以各种形式对其作永久性的纪念。1946年曾有人提议,要以芷江为中心划出相邻的31县设和平省。

  湘西各族人民为抗战的胜利做出了重要的贡献,同时抗战也重塑了湘西。抗战时期,湘西的政治、社会乱象得以整治,各族人民空前团结,齐心抗日。在外力推动和外来文化的影响下,湘西人民的民主意识、参政意识明显增强。值得一提的是,人口大量内迁和对湘西经济建设的重视成为湘西经济现代化的两大动力,极大地推动了湘西经济的市场化和工业化。此外,战时湘西教育大众化趋势明显加强,各级各类学校逐渐建立和完善,学生和教师数量明显增多。教育教学内容和方法也具有了现代化的特点,教学管理也逐步规范。凡此种种因素,加速了湘西的现代化进程。但是,随着抗战的胜利,原有丰富的外来资源瞬间撤离而消失,也对刚起步于现代化路上的湘西承受着巨大的落差而无法跟上前进的步伐。

  湘西抗战,凝聚了各民族的热血,矗立了新的历史丰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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