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孤独的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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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7-11-15 16:46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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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帖最后由 喜欢怀旧 于 2017-11-15 16:53 编辑


孤独的抗争

   汪莹一生孤独,命运多舛,其经历让人不忍卒读。
   在她眼中的“坏官”们一个个撒手人寰后,疲惫不堪的汪莹也于2017年春节前夕走了,但走得并不安详,她是在不甘的挣扎中咽下最后一口气的。
   她因突发脑溢血送医院抢救两天后才走的,走时唯一的女儿守在床前。据说,出事前她曾多次托人捎话给我,让我去见一面,可是不知何故,直到她去世若干天之后,人家才把话传给我,错失了与她见面的机会。汪莹认为,我是一位值得信赖的晚辈侄儿,因为在她一生的起起落落中,我曾在她孤立无援的某个人生节点帮助过她。等到我与她见面时,她已经变成一包用红布包裹的骨灰。
   汪莹与我同乡,在读小学时我就知道她这个人,她不仅是家乡的名人,甚至是我们那个家乡小县的名人,无人不知。提起她,普通老百姓大多心生怜悯,说她可怜。但人民公社张书记、革委会欧主任、县革委会张主任等领导一听到汪莹名字,则花容失色,惊恐万分,唯恐避之不及。他们是汪莹眼中的“坏官”。
   因为公社和县革委领导都惧怕她的缘故,不知谁给她起了个绰号,叫“汪县长”。这个绰号一经叫出,虽然六、七十年代农村的交通通讯均闭塞,但却以意想不到的传播速度,传遍了家乡的村村寨寨。汪莹并不喜欢这个绰号,甚至很反感,大人呼叫她怒目回应,小孩呼叫她则弯腰捡起石头一路追赶,但从未真正砸过谁家的孩子,吓唬吓唬而已。因此,我们从小有点怕她,远远见她走来,不知哪个小孩大叫一声:“汪县长!”众小孩立即作鸟兽散,跑得命都不要。
   用现在的话说,汪莹是典型的上访专业户。她上访的事由,现在听起来有点天荒夜谈,荒唐至极,但是在家庭出生成分论的时代却真真切切地发生过。
   汪莹家的家庭成分是富农,这并非她家有多富,而是因为她家在解放前多拥几挑田。“文革”前,长相高挑清秀的汪莹已从地区师范学校毕业,分配在一所小学教书,经人介绍与一名现役军官结了婚,并在“文革”初就育有一名可爱的女儿,生活着实令人羡慕。如果没有“文革”暴发和后来发生的变故,汪莹的一生可能会在幸福和安稳中渡过,因为她是整个家乡唯一读过中专并当老师的女孩。在那个年代苗族女孩读书可谓凤毛麟角,少之又少。
   可惜造化弄人。不久后,“文革”风暴排山倒海般袭来,汪莹家一夜之间风雨飘摇,温馨不再,生活被彻底改变了。父亲银宝老先生解放前是整个苗乡唯一的私塾先生,家庭成分又是富农,“文革”一开始就被打成了“牛鬼神蛇”和批斗的对象,汪莹这个独女也因此成了“牛鬼神蛇”的子女,成为被歧视、孤立和清理的对象。很快地,她的工作莫名其妙没了,军官丈夫为了前途也与她划清了界线。在她不在场不知情的情况下,部队的一纸公函,她被公社张书记、革委会欧主任给办理了离婚手续。她成了弃妇,终生不再嫁人。
   汪莹从此走上了维权之路,她与公社革委会和县革委会的战斗正式打响,一打就十多年。
   那个特殊年代老百姓维权途径极其有限,甚至可以说无路可走,领导的一句话就把所有的路都堵死。没有办法,汪莹向红卫兵小将们学习,发挥自己识文断字特长,买来毛笔和纸张,书写大字报拿到人民公社张贴,拿到县城大街上张贴,以笔和纸为武器,与那些野蛮剥夺她工作权利、非法拆散她家庭的“坏官”战斗,揭露他们的“罪行”。每逢赶场天,她都带上大字报赶过去张贴,然后站在大字报前,一把鼻涕一把眼泪,向围观人群控诉张书记欧主任们的种种“恶行”,引来众人围观,许多妇女陪着她洒下了无数同情的泪水。
   时间一久,汪莹的名声慢慢传了出去,她的故事家喻户晓,大家都知道苗乡有位“窦娥”。 汪莹的目标很明确,恢复工作和婚姻;她的“敌人”只是张书记等个别人,不涉及他人。也许因为她真的“冤”,或者与那些“反革命”分子相比,她根本不算个人物,无法影响和撼动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所以她的“大字报”斗争极少遇到英勇的红卫兵战士阻拦和刁难,这为她的“持久战”提供了可能。
   “大字报”贴了撕撕了贴,汪莹伤心无奈的泪水几近流干,可是没起任何作用。有高人指点她,只有找到县革委张主任才解决问题。汪莹依言跑到县革委,人未见到,却在大门口被红卫兵战士挡回来。后来又去了几次,最后终于见到了个子矮胖、身穿军装的县革委张主任。张主任翘着二郞腿,嘴叼香烟,歪坐在宽大的木质沙发上。张主任未等汪莹说完就打断了她,甚至还把公社张书记他们拆散汪莹婚姻的做法说成是“政治立场坚定”,“与伟大领袖和导师毛主席保持高度一致”,像她这样的四类分子子女就要离得越远越好。被张主任无端羞辱,想起自己所受的种种不公待遇,汪莹悲愤万分,便用手指着张主任鼻子骂,说他们都是狗官,官官相护,不得好死。张主任一声断喝,只见两名身穿军装戴红袖套的年轻人从门外闯进来,不由分说一左一右把她架起来,拖到门外丢在大街边,扬长而去。
   从来只见新人笑不见旧人哭,汪莹的军官丈夫很快成了别人夫。告状无门,恢复工作亦遥遥无期,自己的所有诉求全部落空。见来文的不行,汪莹就改来武的,向张书记欧主任们发起了一波更加猛烈的进攻。
   上访成了她的主业,三天两头驻守在人民公社大门口,只要见张书记欧主任们来上班,她就会冲上前去理论,甚至发生肢体冲突。春末夏初的一天,贴身肉博的大戏终于上演了。别以为汪莹是妇道人家,可身材高大的她正值壮年,个子矮小且成天泡在酒坛里的张书记哪里是对手,几下子便被结结实实地按在地上猛挨,直到众干部冲上来解救才连滚带爬从地上站起来,灰溜溜逃走。肉博战陆续上演了几回,每次都以张书记失败而告终。被打几次后,张书记们就学乘了,只要远远见汪莹走来,马上从后门逃之夭夭。见张书记们改变策略,汪莹也改变策略,平时她都在家,每天饭点一到她就跑到公社食堂,众干部只要见她进来顿作鸟兽散,等他们转回来饭菜已被汪莹洗劫一空。在那个物资困乏年代,误了饭点就得饿肚子。类似事情多次上演,公社领导拿她也没办法,只好向县革委报告。不知是革命太忙,抑或“公检法”真的都已被砸烂了,每次都不了了之。
   红卫兵战士不管她,公社领导怕她,甚至县革委领导也不想招惹她,“汪县长”的 绰号由此叫响。
   汪莹与公社张书记他们的战斗打打停停,一直到公元一九八三年年底才宣告结束。从那以后,人们就很少见汪莹在家乡出现了,偶尔遇见,也是行色匆匆。也不再看见公社张书记他们到寨子上来割“资本主义尾巴”和围堵“投机倒把”分子,田土已分到了各家各户,乡亲们可以光明正大、放心地开垦自留地,种旱烟、辣椒等活动再也没有人管了。
   战斗终于结束,乡村又回归了之前的宁静。
   又过了八九个年头,汪莹再次出现在乡亲们的面前。听人悄悄议论,前几年汪莹恢复工作回城了,但不是恢复当老师,而是去了一家建筑公司当工人,可是只呆了九年不到,那家公司便宣告倒闭,她成了下岗职工,又回到父母身边生活。那段时间,她与乡亲们过着一样的生活,耕种父母的那几亩薄田,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人们也逐渐忘记了她曾叱咤风云的女将形象。
   这样与世无争的日子过了不到两年,汪莹又与她房族堂兄弟发生了新的战斗。这次战斗是因家产引起的。她无亲兄弟姐妹,父母就她一个独姑娘,她唯一的女儿也早就与她断绝关系随前夫走了,按理说不存在财产之争。而偏偏在她身上,发生了一场旷日持久的财产争夺战。
   父母年逾八旬,三天一小痛五天一大病,成天打针吃药。尤其是父亲,随着冬天的到来,一病不起,吃喝拉撒全靠人服侍,眼看将不久于人世。鲜有来往、从来对父母不管不顾的几个堂兄弟,却突然间关心起父母来,都争抢着要接他们去照顾。当时父亲病入膏肓,时清醒时糊涂,对几个堂兄弟的意图已经不明了。而她和母亲则是明白的,坚决反对堂兄弟们接父母去照顾。双方的气氛一下子就紧张起来,剑拔弩张,一触即发。
   最终战斗还是暴发了。结果是汪莹被堂兄弟暴打一顿后逐出了自己的家门,母亲被打折了一条腿,连同父亲一起被他们接去“照顾”去了,一起“接”走的还有她家所有的家产。从此,汪莹有家不能回,在父母床前尽孝已成奢望。父母被堂兄弟接去一周时间不到,就有好心人悄悄告诉她,父亲已经去世。慑于堂兄弟的淫威,汪莹不敢前往探望和料理父亲的后事,眼睁睁看着自家的粮食和辛苦喂养的大肥猪被挥霍一空,父亲被草草埋藏在荒凉的山岗上。那样的伤痛和悲凉无人能够感受。
   那是一种传承几千年的陋习,也是沿袭几千的伤痛,这刻骨铭心的痛在汪莹的身上继续着。在偏僻苗乡,女孩尤其是已出嫁的妇女是没有继承权的,如果无其他亲兄弟,娘家父母的财产只能由房族兄弟继承。汪莹家就属于这种情况。
   汪莹不服,告到村委会,村委会管不了。再告到乡政府,乡政府组织几次调解,房族堂兄弟态度硬如磐石:祖宗的规矩不能随便更改!鉴于这件事不属于命案,乡政府也不好硬着来,事情不了了之。见乡政府也管不了,汪莹便写了诉状,逐级向县政府、州政府控告,但唯独没有想过去找法院。也难怪,不要说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就是现在人们告状都首先选择向各级政府,法院是人们最无奈的选项,老百姓相信权大于法。
   乡、县、州跑了一圈下来,送上去的诉状经层层领导签字批示,最后又回到乡政府领导的手上。有了以前调解失败的经历,乡领导们都不愿再去惹那麻烦事,将层层批转下来的状子往抽屉一塞,就当这件事从来不曾发生过。事情一拖就是一年半,汪莹居无定所,四处漂泊,过着有家不能回、有老无法孝的寄人篱下生活。
   大半生的上访告状,汪莹尝尽人间酸甜苦辣、阅尽世间人情冷暖,也形成了她不惧权威和战斗到底的个性。在她的观念里,世间好人少有,好官难见,天下乌鸦一般黑。公社张书记、欧主任,县革委张书记之流均是她眼中的“坏官”。
   在汪莹告状无门,最无助的时候,我正好从部队回家探亲。在她的观念里,我是一位值得信赖的外甥侄儿,属于敢说敢做、比较仗义的那种人。知道我回家来了,一天晚上她避过寨邻,到我家来找我。之前,我也曾零零星星听父母讲过她这几年的不幸遭遇和艰难处境。慑于她堂兄弟的淫威,许多好心的寨邻只能暗中同情她,无人敢站出来帮她一把。听了汪莹的哭诉,我内心非常难过,尽管父母好言劝我三思,但我还是决定用自己的方式帮帮她。
   回部队前,我暗中走访了多位知情人,并到村委会和乡政府了解相关情况,掌握了大量第一手资料。回到部队后,我撰写了一篇情况反映稿件发往人民日报。
   稿件发走后,工作忙起来我就慢慢淡忘了这件事情。直到三个月后的某一天,我突然收到家乡县人民政府的一封来信。展开信纸,发现那是一份县人民政府呈报省委办公厅的公函,标题为《关于某县某乡某村村民汪莹与其堂兄弟财产纠纷的处理情况报告》赫然在目。报告称:某部队某人向人民日报致函,反映我县村民汪莹与其堂兄弟财产纠纷迟迟得不到妥善解决问题,经报社转省委处理,省委办公厅领导批示责成我县人民政府认真调查处理。经县、乡、村三级联合工作组认真调查走访,部队同志反映的情况基本属实。本着特事特办、取信于民的原则,三级联合工作组及时向县政府主要领导汇报,并对纠纷进行了严肃公正处理,责令汪莹堂兄弟于某月某日前将其父母财产、房屋和母亲被打医疗费全部退赔到位,汪母由其接回自行赡养,双方矛盾得到有效化解,事情得到妥善解决等等。
   受限于当时的通讯条件,收到县政府函件已是事情得到妥善处理之后的一个多月。本来我对这件事不抱太大的希望,只是想试一试,死马当着活马医,毕竟汪莹经过一年多上访和层层批转,最后案件从终点回到起点,连泡都不冒一个。从这件小事,足以彰显中央党报的威力。
   一年后,汪莹曾被堂兄弟打折一条腿的母亲,因年事已高和不堪病痛折磨,在一个风和日丽的午后溘然长逝。安埋了母亲,处理完父母遗留的财产,汪莹就悄悄离开了那个令她伤心的地方。我也从此与她失去了联系。
   待我再次得到有关汪莹的消息,她已经去世六天,她唯一的女儿几经周折才联系上我。应汪莹女儿的请求,在这个举目无亲的城市里,我邀约几个朋友把她的骨灰安埋在公墓里,陪她走完孤独人生的最后一程。
   站在崭新的墓碑前,望着远处朦胧的香炉山,我心绪难平:可怜的汪莹姑妈啊,您抗争了一辈子,也孤独了一辈子,最后还是回归于孤独,莫非这就是命运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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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7-11-20 16:11 | 显示全部楼层

RE: 孤独的抗争

本帖最后由 喜欢怀旧 于 2017-11-20 16:22 编辑

孤独的抗争(修改稿)
   汪莹一生孤独,命运多舛,其经历让人不忍卒读。
    在她眼中的“坏官”们一个个撒手人寰后,疲惫不堪的汪莹也于2017年春节前夕走了,但走得并不安详,她是在不甘的挣扎中咽下最后一口气的。
    她因突发脑溢血送医院抢救两天后才走的,临走前唯一的女儿才从外地匆匆赶回来。据说,出事前汪莹曾多次托一位与她关系较铁的堂弟捎话给我,让我去见一面,可是不知何故,直到她去世若干天之后,与我经常相见的受托人才把话传给我,错失了与她见面的机会。她认为我是一位值得信赖的晚辈侄儿,因为在她一生的起起落落中,我曾在她孤立无援的某个人生节点帮助过她。等到我与她见面时,她已经变成一包用红布包裹的骨灰。
    我与汪莹没有任何亲戚关系,只因是同乡,就随大家叫她姑妈。她不仅是家乡的名人,甚至是我们那个家乡小县的名人。提起她,普通老百姓大多心生怜悯,说她可怜。但人民公社张书记、革委会欧主任、县革委会张主任等官员一听到汪莹名字,则花容失色,惊恐万分,唯恐避之不及。他们是汪莹眼中的“坏官”。
    因公社和县革委官员都惧怕汪莹的缘故,不知谁给她起了个绰号,叫“汪县长”。这个绰号一经叫出,虽然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农村的交通通讯均闭塞,但却以意想不到的传播速度,传遍了家乡的村村寨寨。汪莹并不喜欢这个绰号,甚至很反感,大人呼叫她怒目回应,小孩呼叫她则弯腰捡起石头一路追赶,但从未真正砸过谁家的孩子,吓唬吓唬而已。因此,我们从小有点怕她,远远见她走来,不知哪个小孩大叫一声:“汪县长!”众小孩立即作鸟兽散,跑得命都不要。
    用现在的话说,汪莹是典型的上访专业户。她上访的缘由,现在听起来有点天方夜谭,荒唐至极,但是在家庭出生成分论的年代却真真切切地发生过。
    汪莹家的家庭成分是富农,这并非她家有多富,是因为她家在解放前多拥几挑田而已“文革”前,长相高挑清秀的汪莹已从地区一所师范学校毕业,分配在一所小学教书,并经人介绍与一名现役军官结了婚,在“文革”初就育有一名可爱的女儿,生活着实令人羡慕。如果没有“文革”暴发和后来发生的变故,汪莹的一生可能会在幸福和安稳中渡过,她是家乡唯一读过中专并当老师的女孩。在那个年代农村苗族女孩读书可谓凤毛麟角,少之又少。
    可惜造化弄人。不久后,“文革”风暴排山倒海般袭来,汪莹家一夜之间风雨飘摇,温馨不再,生活被彻底改变了。父亲银宝老先生解放前是整个苗乡唯一的私塾先生,家庭成分又是富农,“文革”一开始就被打成了“牛鬼神蛇”和拉去游行批斗,汪莹这个独生女也因此成了“牛鬼神蛇”子女,成为被歧视、孤立和清理的对象。她的工作莫名其妙没了,军官丈夫为了前途与她划清了界线。在她不在场不知情的情况下,部队的一纸公函,她被公社张书记、革委会欧主任给办理了离婚手续。被离婚后,她终生不再嫁人。
    汪莹从此走上了维权之路,她与公社革委会和县革委会的战斗正式打响,一打就十多年。
    那个特殊年代老百姓维权途径极其有限,甚至可以说无路可走,领导的一句话就能把所有路都堵死。没有办法,汪莹向红卫兵小将们学习,发挥自己识文断字特长,买来毛笔和纸张,书写大字报拿到人民公社张贴,拿到县城大街上张贴,以笔和纸为武器,与那些野蛮剥夺她工作权利、非法拆散她家庭的“坏官”战斗,揭露他们的“罪行”。每逢赶场天,她带上大字报赶过去张贴,然后站在大字报前,一把鼻涕一把眼泪,向围观人群控诉张书记欧主任们的种种“恶行”,让许多妇女陪着她洒下了无数同情的泪水。
    时间一久,汪莹的名声慢慢传了出去,她的故事家喻户晓,大家都知道苗乡有位“窦娥”。 汪莹的目标很明确,恢复工作和婚姻;她的“敌人”只是张书记等个别人,不涉及他人。也许因为她真的“冤”,或者与那些“反革命”分子相比,她根本不算个人物,无法影响和撼动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所以她的“大字报”斗争极少遇到英勇的红卫兵战士阻拦和刁难,这为她的“持久战”提供了可能。
    “大字报”贴了撕撕了贴,汪莹伤心无奈的泪水几近流干,可是没起任何作用。有高人指点她,只有找到县革委张主任才能解决问题。汪莹依言跑到县革委,人未见到,却在大门口被红卫兵战士挡回来。后来又去了几次,最后终于见到了个子矮胖、身穿军装的县革委张主任。张主任翘着二郞腿,嘴叼香烟,歪坐在宽大的木质沙发上。张主任未等汪莹说完就打断了她,甚至还表扬公社张书记他们“政治立场坚定”,“与伟大领袖和导师毛主席保持高度一致”,像她这样的四类分子子女就要离得越早越好。被李主任无端羞辱,想起自己所受的种种不公待遇,汪莹悲愤万分,便用手指着张主任鼻子骂,说他们都是狗官,官官相护,不得好死。张主任一声断喝,两名身穿军装戴红袖套的年轻人从门外闯进来,不由分说一左一右把她架起来,拖到门外丢在大街边,扬长而去。
    从来只见新人笑不见旧人哭。告状无门,汪莹的军官丈夫很快成了别人夫,恢复工作亦遥遥无期,自己的所有诉求全部落空。见文的不行,她就来武的,向张书记欧主任们发起了“武力”进攻。
    那是在夏末秋初的一天午后,天气炎热,蝉鸣声声。张书记他们酒足饭饱后正在公社门前的树荫下乘凉聊天,汪莹走到张书记面前,厉声质问如何解决她的问题?正聊得高兴,突然被人打叉,张书记很不高兴,醉眼乜斜,轻蔑地说:“那还不好解决?跟你睡一觉就可以了!”汪莹被彻底激怒,俩人随即扭打起来。别以为汪莹是妇道人家,可身材高大的她正值壮年,个子矮小且成天泡在酒坛里的张书记哪里是对手,几下子便被结结实实地按倒在地上猛挨,当即口鼻流血,直到醒悟过来的众干部冲上来解救,才连滚带爬从地上站起来,荒不择路朝前方水库边逃窜。汪莹如一头斗红了眼的水牛,摆脱阻拦,紧追不放,如武士般矫捷,腾空一跃将张书记直接踹进水库里。汪莹紧跟着跳进水库,将张书记的头往水里按。张书记在水中扑腾挣扎,呛了好几口水,如果不是公社一众干部及时解救,这个“坏官”恐怕就要提前十多年见“阎王”了。
    当时寨上男女老少几十人正在水库里泡澡消暑,见平时在老百姓面前趾高气扬的张书记被汪莹按在水里打,不但不出手相救,反而鼓掌欢呼起哄。张书记像只落汤鸡,被众干部搀扶着狼狈不堪地逃回公社,关紧大门,任凭汪莹用木棒岩石轮番砸门。汪莹一战成名,“汪县长”的绰号从此正式叫响。
    公社革委会以“冲击人民政权、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罪名,向县革委状告汪莹。不知是县革委革命太忙,还是张书记官太小代表不了人民政权,抑或“公检法”真的都已被砸烂,总之,事情没有得到县革委任何回应,最后不了了之。
    经过这次战斗,张书记们就学乘了,不管在公社还是在路上,只要远远见汪莹走过来,立马绕道逃之夭夭,不敢再与她发生正面冲突。
    汪莹与公社张书记他们的战斗打打停停,一直到公元一九八三年年底才宣告结束。从那以后,人们就很少见她在家乡出现了,偶尔遇见,也是行色匆匆。也不再看见公社张书记他们到寨子上来割“资本主义尾巴”和围堵“投机倒把”分子,田土已经分到各家各户,乡亲们可以光明正大、放心地开垦自留地,种旱烟、辣椒等经济作物再也没有人阻拦了。
    战斗终于结束,乡村又回归了之前的宁静。
    又过了八九个年头,汪莹再次出现在乡亲们的面前。听人悄悄议论,前几年汪莹恢复工作回城了,但不是回城当老师,而是去了一家建筑公司当工人,可是只呆了九年不到,那家公司便宣告倒闭,她成了下岗职工,又回到父母身边生活。那段日子,她与乡亲们过着一样的生活,耕种父母的那几亩薄田,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人们也逐渐忘记了她曾叱咤风云的女汉子形象。
    这样与世无争的日子过不了几年,汪莹又与她房族堂兄弟发生了新的战斗。这次战斗是因家产引起的。她无亲兄弟姐妹,父母就她一个独姑娘,她唯一的女儿也早就与她断绝关系随前夫走了,按理说不存在财产之争。可偏偏在她身上,发生了一场旷日持久的财产争夺战。
    父母年逾八旬,三天一小痛五天一大病,成天打针吃药。尤其是父亲,随着冬天的到来一病不起,吃喝拉撒全靠人服侍,眼看将不久于人世。鲜有来往、从来对汪莹父母不管不顾的几个堂兄弟,却突然间关心起她父母来,都争抢着要接他们去照顾。当时汪莹父亲病入膏肓,时清醒时糊涂,对几个堂兄弟的意图已经不明了。而她和母亲则是明白的,坚决反对堂兄弟们接父母去照顾。双方的关系一下子紧张起来,剑拔弩张,一触即发。
    战斗最终还是暴发了。结果是汪莹被堂兄弟暴打一顿后逐出了自己的家门,母亲被打折了一条腿,连同父亲一起被他们接去“照顾”去了,同时被接走的还有她家所有的家产。从此,汪莹有家不能回,在父母床前尽孝已成奢望。父母被堂兄弟接去一周时间不到,就有好心人悄悄告诉她,父亲已经去世。慑于堂兄弟的淫威,汪莹不敢前往探望和料理父亲的后事,眼睁睁看着自家的粮食和辛苦喂养的大肥猪被挥霍一空,父亲被草草埋葬在荒凉的山岗上。那样的伤痛和悲凉无人能够体会。
    传承了几千年的陋习,沿袭了几千的伤痛,这刻骨铭心的痛在汪莹身上继续着。在偏僻苗乡,女孩尤其是已出嫁的妇女是没有继承权的,如果无其他亲兄弟,娘家父母的财产只能由房族兄弟继承。汪莹家就属于这种情况。
    汪莹不服,告到村委会,村委会管不了。再告到乡政府,乡政府组织几次调解,房族堂兄弟态度坚如磐石:祖宗的规矩不能随便更改!鉴于这件事不属于命案,乡政府也不好硬着来,事情不了了之。见乡政府也管不了,汪莹便写了诉状,逐级向县政府、州政府控告,但唯独没有想过去找法院。也难怪,不要说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就是现在人们告状都首先找各级政府,法院是人们最无奈的最后选项,老百姓相信权大于法。
    乡、县、州跑了一圈下来,送上去的诉状经层层领导批示,最后又回到乡政府领导的手上。有了以前调解失败的经历,乡领导们都不愿再去惹那麻烦事,将层层批转下来的状子往抽屉一塞,就当这件事从来不曾发生过。事情一拖就是一年半,汪莹居无定所,四处漂泊,过着有家不能回、有老无法孝的寄人篱下生活。
    大半生的上访告状经历,汪莹尝尽人间酸甜苦辣,阅尽世间人情冷暖,形成了她不惧权威和战斗到底的个性。在她的观念里,世间好人少有,清官难见,天下乌鸦一般黑。公社张书记、欧主任、县革委李主任之流均是她眼中的“坏官”。
    在汪莹告状无门,最无助的时候,我正好从部队回家探亲。如前所言,汪莹认为我是一位值得信赖的晚辈侄儿,属于敢说敢做、比较仗义的那种人。知道我回家来了,一天晚上她避过寨邻,悄悄到我家来找我。之前,我也曾零零星星听父母讲过她这几年的不幸遭遇和艰难处境。慑于她堂兄弟的淫威,许多好心的寨邻只能暗中同情她,无人敢站出来帮她一把,一直以来都是她一个人在战斗。听了汪莹的哭诉,我内心非常难过,尽管父母好言劝我三思,但我还是决定用自己的方式帮帮她。
    回部队前,我暗访了多位知情人,并到村委会和乡政府了解相关情况,掌握了大量第一手资料。回到部队后,我撰写了一篇情况反映稿件发往人民日报。
    稿件寄走后,工作忙起来我就慢慢淡忘了这件事情。直到三个月后的某一天,我突然收到家乡县人民政府的一封来信。展开信纸,发现那是一份县人民政府呈报省委办公厅的公函,《关于某县某乡某村村民汪莹与其堂兄弟财产纠纷处理的情况报告》的标题赫然在目。报告详述了纠纷处理情况,最后称双方矛盾已得到有效化解,事情已得到妥善解决。
    受限于当时的通讯条件,收到县政府函件已是事情得到妥善处理之后的一个多月。本来我对这件事不抱太大的希望,只是想试一试,死马当着活马医,毕竟汪莹经过一年多上访,诉状经过层层批转,最后案件从终点回到起点,连泡泡都不冒一个。从这件小事,足以领略中央党报的威力。
    一年后,汪莹曾被堂兄弟打折一条腿的母亲,因年事已高和不堪病痛折磨,在一个风和日丽的午后溘然长逝。曾经为几亩薄田几片残瓦争得你死我活的堂兄弟们,此时没有露面,而是一些与她没有任何亲缘关系的寨邻帮忙料理母亲的后事。安埋了母亲,处理完父母遗留的财产,汪莹就悄悄离开了那个令她伤心流泪的地方。我从此与她失去了联系。
    待我再次得到有关汪莹的消息,她已经去世六天,她唯一的女儿几经周折才联系上我。应汪莹女儿的请求,我邀约一帮朋友,在这个汪莹举目无亲的城市里为她举行了简朴的葬礼,把她的骨灰安埋在公墓里,陪她走完了孤独人生的最后一程。
    军官丈夫、人民公社张书记、革委会欧主任、县革委会张主任、房族堂兄弟、受托捎话人……那些与汪莹有着太多交集的关联人,他们一张张表情怪异的脸在我眼前交替晃动,让我想起两句话:一句是“夫妻本是同林鸟,大难来时各自飞”,另一句则是“有财继承是房族兄弟,无利可沾形同陌路”。人性怎能如此阴暗和趋利啊?!
    站在崭新的墓碑前,望着远处朦胧的香炉山,我心绪难平:可怜的汪莹姑妈啊,您抗争了一辈子,也孤独了一辈子,最后还是回归于孤独,不知是时代造就还是人性之恶使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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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7-11-21 03:44 | 显示全部楼层
读完感慨万千!你不愧为一个优秀的军人!一个令我非常尊敬的军人!
看了汪莹的一生,五味杂陈,。。。。。。一个女人与命运苦苦挣扎,孤独无助的时候,你帮她一把!她一直惦念着你,多少的倾述,多少的感激,多少的辛酸,多少的冷暖。。。。。。她无奈地走了,临走的时候,只想见到你,这么一点点的奢求也没有得到,带着一生的遗憾离开了对她不公平的世界。
掌声响起来,我为你喝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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